关于《桃花源记》两个细节的思考

本文试图就陶渊明的经典之作《桃花源记》中的两个细节谈一点个人的思考。

一、渔人的“处处志之”去哪儿了？

从文献研究和日常教学来看，不少研究者和读者认为，渔人再寻桃花源“遂迷，不复得路”的原因是桃源中人暗中跟踪渔人，将他做的标记拿走，或者做了手脚，使“便扶向路”的渔人再也无法找到桃花源。

笔者以为，若联系全文来思考，不难发现以上看法不符合文本的内在逻辑。

如果桃源中人真有这样的心机，他们一定不会热情招待渔人。桃源人的祖先是“避秦时乱”而入桃源的。桃源之所以美好，正是因为它让桃源人躲避了外面世界的“乱”。从初入桃源到东晋太元年间，他们与世隔绝已有六百余年，他们也已经幸福生活了六百余年。此刻，外人突然闯入，这就意味着桃源人祖祖辈辈对“时乱”的成功躲避面临着失败的可能。因此，他们“见渔人，乃大惊”。倘若桃源人真有心机，严加审问，彻底搞清渔人来历将是他们的常规做法。可是，事实上，当桃源人“问所从来”，渔人“具答之”之后，他们全都相信了，没有丝毫的怀疑和戒备。而后热情招待渔人：“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如此真淳的桃源人不会怀疑渔人是官府的探子，自然也不会跟踪渔人。

从全文来看，文中有一个明显的对比：桃源人的真淳热情与世俗人的虚伪贪婪。认为桃源人跟踪渔人，对其标记做手脚的看法显然和这个对比冲突。

我们来看文中桃源人和以渔人、太守为代表的世俗人的对比。

正如上文所言，桃源人真淳善良，对人毫无戒备之心，待人非常热情。一个“便要还家”中的“便”字就将桃源人的这种情态描写得非常生动。“便”在这里作“立刻”理解。“便”表明他们丝毫不怀疑渔人的话，好客热情之心让他们立刻请渔人到家中，盛情款待。“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说明桃源人都是真淳善良、热情好客的，没有任何人怀疑渔人，没有任何人有戒备之心。作者同样用一个“便”字写出了渔人没有丝毫犹豫的毫无信义。渔人离开桃源时，作者写道“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这里的“便”也作“立即”理解。渔人找到自己的船，就立刻沿着原来的路“处处志之”，到处做标记。可见，渔人做标记的行动是早就计划好的。甚至是在享用桃源人的美酒美食之时就已暗下决心：报告太守，邀功行赏。返回时要“处处志之”，以便领着官员、官兵们顺利找到桃源。桃源人的“不足为外人道也”丝毫不会动摇他的决心。作者接着写道：“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这里有三个短句，每句都是三个字，连在一起。连续三个句式相同的短句组合在一起，所表现出的节奏感流露出渔人行动的迅速、坚决和邀功领赏的迫不及待。

“太守即遣人随其往”，一个“即”字表现了太守的果决和贪婪。桃源如此富饶之地、富庶之民能给他带来多少赋税，多少人口。苏轼曾言：“使武陵太守得之焉，则化为争夺之场久矣”。

作者正是借桃源人的真淳与以渔人、太守为代表的世俗人无信、贪婪的对比，表现了对淳朴民风的向往。如果桃源人真有跟踪渔人的心机，那么，他们和世俗人的不同不过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区别而已，不利于表现陶渊明“真风告逝，大伪斯兴”的感慨。

桃源人跟踪渔人，对其标记做手脚的行为和文本的这个对比相冲突，不符合作者的创作意图。

那么“处处志之”的“志”去哪儿了？多数读者认为，这是作者用虚笔，给桃源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暗示现实世界是不可能存在的。笔者以为如此解读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知人论世，再结合文本思考，或许避祸才是作者用虚笔更为重要的原因。

笔者以为，不少人对陶渊明的认知局限在“闲静少言，不慕荣利”的“浑身静穆”（朱光潜语）这一面。其实“浑身静穆”只是陶渊明的一半，另一半是“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金刚怒目”。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提到陶渊明时写道：“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 叶嘉莹先生在《叶嘉莹说陶渊明饮酒诗及拟古诗》中认为陶渊明的思想中包含着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中的精华。叶嘉莹先生指出，陶渊明“饮酒诗”的第十六首中有两句：“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而“六经”正是儒家经典。叶嘉莹先生认为，陶渊明的避世退隐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世人对他儒家思想的认知。其实古人早已注意到陶渊明“静穆”的另一面：进取、刚烈。辛弃疾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龚自珍在《己亥杂诗》（其一百三十）中写道：“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忧国忧民的“猛志”和浑身静穆合在一起，才更接近于陶渊明的本色。

《桃花源记》一般作为“社会理想”的象征，其实它也是一种静穆式的“猛志”。笔者以为文本中也隐含了静默式的批判——对封建王朝的批判。

清人在《古文观止》中这样评论“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真是目空古今。在笔者看来，“目空古今”就是否定秦以来的所有封建王朝：汉、魏、晋和刘宋（刘裕取代东晋建立的“宋”）。据王瑶考证，《桃花源记》大约创作于宋初二年辛酉年（421年）。因此“目空古今”的范畴应该加上作者创作此文时的“刘宋”。

细读文本，笔者以为，我们要思考桃源和桃源外更大的不同是什么，是什么决定了桃源人美好幸福的生活。关于这一点，文本中给予了暗示。

“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桃源人躲避了自秦到东晋600余年的战乱和王朝更替、王朝统治。正因为他们“与外人间隔”，所以躲过了600余年两汉魏晋的苛捐杂税。一言蔽之，桃源人之所以富庶安宁，就是因为他们躲过了600余年的所有战乱，更躲过了两汉魏晋这些封建 *** 无休止的苛捐杂税。苛捐杂税来源于封建王朝，多数战乱也和封建王朝有关。“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正是桃源之所以美好的根本原因，也是桃源和桃源外更大的不同。如果桃源人未能与“外人间隔”，成为两汉魏晋的臣民，那么他们就会过着和桃源外人一样令人“皆叹惋”的痛苦生活——这就是陶渊明对封建王朝无情的批判。陶渊明在附于《桃花源记》之后的五言诗《桃花源诗》中直接表达了这一批判：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没有战乱，没有“王税”是桃源之所以为桃源的根本。王安石在《桃源行》中写道：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历来《桃花源记》的研究者大多认为王安石的观点最契合陶渊明写《桃花源记》的创作意图。

桃源中没有王朝统治，没有“王税”，没有君臣，文中其实也有很明确的暗示。如果桃源中有官员，那么与外界隔绝600余年后，首次见到桃源外的人，官员一定会出面接待渔人。但是“余人各复延至其家”，而不是官员“延至其府”。渔人在桃源中“停数日”，与他接触的始终是村民，甚至连村长都没有出现。这就暗示了桃源社会无官员，更无“王税”，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桃源社会应该是依靠血缘关系、宗族关系组织在一起的松散的社会结构，是陶渊明崇尚的上古时期较为原始的社会组织。

根据王瑶的考证，本文写作于刘宋二年，那么本文就批判了包括刘宋在内600余年以来的所有封建王朝。我们可以想象，作者写完此文，诵读此文，读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时的悲愤、不屑与批判。

但是，这样的社会批判必然为刘宋当局所忌恨。纵观中国历史，王朝建立之初，为了巩固其统治，往往会有千万颗人头落地的惨剧。铲除旧王朝的残余势力，铲除威胁新王朝的不稳定势力等等都是王朝初建者的常见做法。陶渊明是东晋旧臣，其曾祖父又是东晋重臣陶侃。陶渊明如此批判刘宋当局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为了既表达社会理想，又能避祸，陶渊明不得不给故事蒙上神秘的面纱，让“处处志之”神秘消失。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刘宋当局问罪于陶渊明，陶渊明可以明确地表示这是一篇虚幻的类似《搜神记》的志怪轶事小说，不必对号入座。

文本之所以亦真亦幻，披上神秘面纱，是因为亦真是表现社会理想桃花源记，亦幻是为了避祸。写得太真，刘宋当局会理解为是对他们的讽刺。“处处志之”却“遂迷不复得路”就是作者有意制造的奇幻情节。笔者以为，避祸是作者给故事蒙上神秘面纱的根本原因，也是作者的不得已。

二、刘子骥为何会“寻病终”？

课文没有交代刘子骥是患什么病去世的。但是知人论世和细读文本，我们不难推测，刘子骥很可能是为理想不能实现，抑郁而终的。

《桃花源记》是陶渊明晚年的作品。陶渊明晚年贫困交加，百病缠身，子女无成，社会动荡，黎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陶渊明写《桃花源记》是表达个人理想，更是社会理想。陶渊明写完《桃花源记》后六年就去世了。对于追求理想的人而言，没有什么比理想的破灭更摧残人。陶渊明的去世固然主要是健康原因，但理想的不能实现所带来的抑郁悲伤也一定是原因之一。

根据《晋书》的记载，刘子骥好游山泽，并且是陶渊明的一个远方亲戚，两人志趣相同，常常相约游山玩水。联系陶渊明写完《桃花源记》六年后去世，课文中刘子骥“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的情节似乎表明，刘子骥或许就是作者的化身。

再细读文本，从全文来看，陶渊明用渔人的经历来写桃源世界，表现其社会理想；又用“高尚士”刘子骥寻找理想世界桃花源未果来暗示社会理想难容于现实世界。刘子骥的“寻病终”俨然就是陶渊明为理想不能实现而绝望，而痛不欲生的心境投射。

课文结尾的“后遂无问津者”也表现了这种痛彻心扉、痛不欲生的心境。显然，文中的“高尚士”刘子骥，作者可能的化身是最后一个相信桃源存在的人，是最后一个相信理想的人。刘子骥去世后，再也没有人过问桃源，再也没有人相信世间还有桃源，人生还有理想。已经习惯于战乱、习惯于苛捐杂税、习惯于贫穷的人们根本就不相信世间还有美丽富饶、平等祥和、宁静自由的桃源，渔人的话在他们眼里大概成了不可理喻的“疯话”。一个没有理想，也不相信理想的社会是多么让人绝望，置身于其中的刘子骥或作者一定是痛彻心扉、痛不欲生。

对理想“无人问津”的社会，所有人都像沉睡在鲁迅所说的铁屋子里的人，安于现状。无人谈理想的人间就是无边的黑暗。清醒的人，如刘子骥，怎能不痛不欲生，怎能不郁郁而终——“寻病终”呢？

因此，笔者认为，刘子骥的病很可能就是对理想不能实现的抑郁和绝望，他的“寻病终”很可能就是作者陶渊明不能实现理想而抑郁绝望的心境投射。

（摘自《语文教学研究》，2020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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