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神界的“神雕侠侣”！就这样牵着手将毕生150万积蓄全捐了

名门千金，投身科研

郑儒永出身名门，父亲郑铁如是周恩来总理器重的大银行家。母亲谢纫瑜是北京师范大学之一届毕业生，出身江苏武进谢家，亦是名门闺秀。

△图片来源：1960年周总理会见郑铁如（前排左二）等

郑儒永1931年出生时，父亲位居香港中国银行经理，她从小便衣食无忧。

沦陷后的香港，生灵涂炭，郑铁如因不愿与日本合作，被日军囚禁，郑儒永母亲携全家逃难至广西桂林，后又逃难到贵阳和重庆。郑儒永就在这颠沛流离的逃亡路上，间歇地读完了初中三年级。抗战胜利后，考入广州更好的女子学院——真光女子中学，为了不远离母亲，让父母安心，郑儒永放弃了一直心仪的清华大学，改考校址设在广州的岭南大学农学院，入学成绩为之一名。

在科系的选择上，郑儒永没有选择父亲的老本行——金融，而是选择了植物病理。也正是这个选择，让她踏上了为之奉献一生的科学道路。

“腰板最硬”的科学家之一

有人说郑儒永是“腰板最硬”的科学家之一。

首先是因为郑先生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

郑儒永在国际上首次发现高等植物中的内生毛霉，首次报道了我国特有的人体病原毛霉新种和新变种。1987年，她主编完成《中国真菌志—白粉菌目》，成为国际公认的白粉菌目检索书。1999年，郑儒永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时至今日，郑儒永关于白粉菌科的属级分类系统，仍保持国际领先水平。

其次，是因为腰上的那几颗钢钉。

郑先生有一台很古老的显微镜，这台显微镜伴随了她十几年，她每天陪伴显微镜的时间甚至超过了陪伴她的老伴黄河研究员。

可是，也正是在显微镜前忘我的工作，使得郑儒永院士患上了骨质疏松和腰椎半滑脱症。

2004年，她的脊柱被“钉上”了2根钢柱和9颗钢钉，医生告诉她：每天只能坐一小时，其余时间只能站着或者躺着。

从那时起，郑先生基本无法坐着工作。73岁高龄的郑儒永院士垫高了自己的办公桌和实验台，每天站立八个多小时，无论是观察显微镜还是撰写论文，无论是手绘真菌图谱还是查阅文献，都是站立完成。

这一站，就是15年。

时至今日，郑儒永院士仍然每天坚持工作，培养学生，将自己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

相知相伴

黄河先生与郑院士一样，同为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资深科学家，如今已有90岁高龄。

黄河先生出生于1929年，福建永安人，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农艺系，后进入北京农业大学植物病理系学习。

毕业分配至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1953年参与筹建中科院真菌植病研究室，师从林传光教授从事植物病理学研究，主要科研领域为马铃薯晚疫病研究，后期参加毛霉组的生理生化分类研究。

在黄河先生眼里，维护科学的严谨比任何事情都重要。他曾给年轻的科学家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1968年，我被分配做猪饲料科研。

1970年前后，有位同志因为长期在大寨与工农相结合而受到表扬。他用牛胃中的微生物加上其他菌合在一起发明了一种用于发酵饲料的“大寨新曲种”，为此成为积极分子，在院里各处做报告。

接受该同志的要求，由本院外单位调来我所，进入我们的发酵饲料组，成为组长。由于我们也到大寨去参观过发酵饲料，因此我们要求该同志提供化学分析数据，以证明他所说的饲料的营养成分确实有利于猪的生长发育。

1970年12月2日，他拿来了一份据说是某大学测定的结果。我们看后神雕侠侣，发现多数样品的纤维素并未分解。还是和原来那些未发酵饲料一样。但其中有一组测定结果中出现一个不可能达到的数字。

我当即向他指出这个数据不能用，要再进行分析，同时給他看了我们其它分析结果，并希望他再去找某大学做测定，并建议他在报告中时不要讲他的大寨新曲种，因为那个分析数据不能要。

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我是一个被抄过家的“运动员”，他是闻名全院的革命知识分子标兵，从个人得失考虑，这样做是有成本的。

可是我坚持认为不能用假数据损害科学的尊严性，同时也考虑到曲种推广出去可能造成很大的问题，因此还是冒险对他提出了建议。然而他还是在大会上宣传了他的新结论。

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最终的结果表明，他的结论是错误的。

郑儒永院士和黄河研究员没有子女，他们二老一起走过的人生岁月，几乎全部都献给了科研工作。

半个多世纪，两位老人互相搀扶着走来。在耄耋之年，心里想的，仍然是如何再为国家贡献一点余热。4月2日，他们牵着手将毕生积蓄150万元捐给中科院大学教育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