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战争与心理学

1918年，之一次世界大战进入最后一年。前一年11月，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俄国退出战争，东线战事结束。德国把几乎所有的人力集中到西线，在3月至7月间发动了5次攻势，企图在美国参战前结束战争。然而德军在损失了15个师后，却没有取得任何战果，不得不进入被动防御阶段。整个德军弥漫着低落的情绪，逃兵、兵变不断，战争的结束指日可待。

在英国的医院里，医生们至今仍对一种名为“炮弹休克”的怪病感到疑惑不解。在此之前，虽然炮弹早已用于战争，但从未达到过一战时期的强度。不少士兵在战斗结束后不断报告出现耳鸣、头痛、头晕、失忆、身体颤抖、对噪音过敏等症状，但奇怪的是，这些士兵的头部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损伤。战争初期，这类士兵往往因失去战斗能力而被立即送回后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弹震症是什么疾病，炮弹休克的比例越来越高，即便在索姆河战役之后，也有超过40%的伤亡是由炮弹休克造成的。因此，英军不得不废除这一诊断，并下令不再提及。

炮弹休克

今天我们都知道，所谓的“炮弹休克”其实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但在当时的英国，几乎所有的医生和神经科学家都认为，这种所谓的精神疾病是遗传的，绝对不会想到这种病其实是一种精神障碍。

在当时的英国，大多数军官甚至从未听说过心理学，军队中工作的心理学家大多是精神病学家，他们对炮弹休克症的看法与其他医学专业人士大体相同。十多年前，查尔斯·斯皮尔曼发表了一篇关于测量智力的因子分析法的重要论文；但当时，作为一名参战士兵，他正在英格兰北部的一个军需站担任警卫，无人知晓。斯皮尔曼于 1906 年毕业于莱比锡大学冯特实验室；此时，在千里之外的德国，他的老师和同学们正在大步前进。

1918年，冯特已经86岁高龄，他虽然年事已高，却依然志存高远，致力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他在1915年的著作中指出，德意志民族的心理根源与法国、英国不同，因此协约国对德国的很多指责都是不正确的。与冯特相对超脱的态度相比，他的学生们对战争的投入更深。其实，无论是欧洲大陆，还是英伦三岛，甚至美洲大陆，当时的心理学几乎都深受冯特的影响。虽然他们各自为师，但当时的心理学家大多都有着密切的师生、同学关系。被誉为应用心理学奠基人的胡戈·明斯特伯格当时正在哈佛大学任教，他坚定地站在德国一边，但无法承受与同事对立带来的压力，于1916年从讲台上摔下来，去世。

Hugo Mü（中）

不过，让明斯特伯格感到欣慰的是，位于柏林的陆军部比英国陆军的嗅觉灵敏得多。早在战争开始之初，陆军部就招募了大批科学家参与其中，包括物理学家、化学家、心理学家等。1915年前后，心理学家开始用能力倾向测验来筛选各种岗位，如飞行员、卡车司机、无线电操作员等。后来，格式塔心理学的支柱之一马克斯·韦特海默设计了一种助听器，帮助士兵确认远处炮火的方位；路德维希（）通过采访200名官兵进行研究，发现使士兵克服死亡恐惧的因素包括宗教信仰、家乡记忆、社会情感（战友情谊）等，而爱国主义则排在最后；保罗·普劳特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士兵之间的相互关心是极其重要的因素。这些著作让军事科学家将一战中的德国视为“完全理性化的战争机器”。 心理学之一次证明了它足以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并且在广泛的国家事务中具有重大的应用价值。

马克斯发明的定位辅助器

然而花落无奈，德国的颓势已无法挽回。1918年，面对日渐低迷的民心和士气，全体德国心理学家都不知所措。更重要的是，前一年美国宣布参战，和美国一起参战的也正是美国心理学家。1900年毕业于莱比锡大学冯特实验室的心理学家迪尔·斯科特，在战前就已经开始将能力倾向测验用于商业领域销售人员的选拔。此时，他在美国军队中成立了人事筛选委员会，该委员会一度拥有7000名员工，测试了300万名士兵。与此同时，时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的耶基斯（）开始在军队的征兵和选拔中大规模使用智力测试。在此之前，美国心理学家已经普遍接受了智力测试和心理年龄的概念，也已经开始将其运用在移民筛选中。 然而，由于军队选拔工作的紧迫性，耶基斯开始将原先的个人智力测试改为集体测试。1917年，耶基斯与刘易斯和亨利·戈达德共同开发了两项测试：陆军阿尔法测试和陆军贝塔测试。1918年，这两项测试开始用于大规模军队征兵，约有170万名新兵接受了测试。

陆军阿尔法和贝塔

这项工作的影响是深远的。一方面，大规模的智力测试在美国普及了智力和智商的概念，也使智商的争论进入公众视野，尤其是与种族相关的智商问题，成为政治话题。但另一方面，心理学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跃居社会最前沿，而作为一门学科，心理学的诞生也不过40年而已。正如塞利格曼（）所说，“心理学响应了国家的需求，并改变了自己”（to the needs and was）。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心理学始终面临如何证明其价值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百年前如此，一百年后依然如此。心理学发展到今天，其深度和广度已经超出了一百年前人们的想象。然而，心理学内部的一道裂痕正愈发深刻。一部分研究者开始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证明自己应该属于科学阵营，从而推动了心理学研究的范式化和严谨性，不断深入大脑头骨，让黑箱的颜色越来越淡；然而，心理学的基础研究工作依然无法让另一部分从业者和使用者满意，他们认为“科学的”心理学越来越走进死胡同，越来越脱离现实。双方都无法说服对方，甚至双方都听不懂对方的话。 作为里程碑事件，成立于1892年的美国心理学会（.APA）最终在1988年一分为二，从事基础研究工作的心理学家成立了美国心理科学协会（，现称.APS）。自此，美国心理学会成为以临床心理学家和心理学从业者为主的团体。

百年之后，我们似乎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桑迪亚国家实验室等利用共引分析技术考察了2000年SCI和SSCI数据库中的数百万篇文献，并在此基础上绘制了全球科学地图。结果显示，当前科学发展主要以社会科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球科学、医学、心理学等七大枢纽科学为核心的学科集群模式进行。从这个角度看，心理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不断为其他学科提供接口，就像路由器一样。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建立接口的过程，也是基础与应用衔接的过程。心理学目前之所以出现分裂，正是因为基础研究者开始“封闭”自己的研究领域，只满足于生产大量原创知识，却无力将其推向应用和实践。其实，这个问题绝非心理学独有，在医学领域，过去的研究者也同样满足于知识的生产，而忽视了知识的应用。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于2003年正式提出了“转化医学”（ ）的概念，强调要打破基础医学与药物研发、临床与公共卫生之间固有的壁垒，推动“从实验室到床边”的衔接工作，将基础研究获得的知识迅速转化为临床和公共卫生领域新的防治手段。 回顾当前的心理学学术界，几乎绝大多数研究者还满足于回答“为什么”甚至“是什么”的问题，而对于“怎么做”的问题则完全视而不见。

这种趋势在中国心理学领域尤为严重：在中国大多数高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几乎得不到任何应用实践训练，应用研究项目极难获得资助，从事应用工作的教师极难晋升，大多数学术期刊根本不发表应用研究。虽然近年来，不少高校开设了应用心理学硕士项目，但相当一部分学校仍将其视为传统的学术型硕士项目，理念和培养方式没有任何改变。去年年底，国家22个部委联合下发文件《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卫疾控发[2016]77号），标志着国家吹响了心理学改革的号角。然而，一年过去了，面对这一号召，几乎绝大多数高校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我们认为，心理学已经到了需要走出“舒适区”、积极建立与其他学科联系的关键时刻。站在2018年的门槛上，反思1918年众多前辈们的工作，我们应该警惕和谨慎。再过一百年，到2218年，我们大多数人都不在世了。如果后人看到它，是否也会像我们今天一样叹息呢？让我们共勉吧。（完）

作者简介：张洪川，男，心理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社会科学与心理学院副教授、心理学系主任，研究兴趣为神经经济学、健康心理学、组织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