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变传奇 相隔千年，感觉就像我之一次见到你，我梦见了你千百遍

10月9日，央视《国家宝藏》第二季开机仪式在故宫举行。节目将继续记录千年来对国宝的守护。中华文明的基因生生不息，背后是无数文物守护者的辛勤付出。在西北大漠，有一个名字家喻户晓，他就是被称为“敦煌守护者”的常书鸿，他和女儿常莎娜两代人，将一生奉献给了敦煌艺术。

“从艺术价值上来说，

敦煌壁画是东方中世纪艺术的巅峰。”

——张大千

敦煌●绚丽

敦煌位于亚洲中部（中国甘肃西部），北临蒙古高原，西临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接青藏高原。十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是丝绸之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来自欧洲的商品和文化、来自中亚的语言和文字、来自印度的艺术和宗教……在这里与中国文化充分融合。

公元366年，五胡十六国战乱，北方一带，一名叫乐尊的僧人来到敦煌鸣沙山，见到金光灿灿的佛光，便决定修行，并开凿了莫高窟的之一个洞窟。

▲莫高窟第158窟涅槃图

莫高窟壁画内容以佛教为主，由南北朝时期表现佛陀前世修行、释迦牟尼现世成道、普渡众生的故事画，逐渐演变为隋唐时期阐释佛经内容的经藏画。

▲张大千仿作《佛说图》——莫高窟第250窟

流光、冥想、捧花微笑……洞门背后，壁画千年绚烂而沉寂。

▲隋飞天（莫高窟隋第401窟北龛天花板）

▲飞天散花图（莫高窟第322窟西龛天花板，初唐）

▲飞天散花图（榆林窟第25窟北壁，中唐）

▲头花飞天（莫高窟第3窟南壁，元代）

“敦煌是我们国家学术史上的一部悲哀的历史。”

——国学大师陈寅恪

敦煌●遗憾

当北风黄沙侵蚀掉最后的一丝辉煌，敦煌也逃脱不了盛极而衰的命运，逐渐被人遗忘，直到1900年，道士王元禄才发现了莫高窟的藏经洞。

▲王元璐——斯坦因拍摄——1907年

王元禄挑选了一些佛经和帛画，送给附近的官员和学者，但没人对这些经书感兴趣。藏经洞里的一堆破书和旧纸，并没有给王道士带来什么好运。不仅如此，省府还勒令王道士妥善保管，却没有给他一分钱报酬。

▲ 斯坦

1907年初夏，匈牙利裔英国人斯坦因来到这里，有人说他是探险家、考古学家，但更多的人说他是盗贼、骗子、丝绸之路上的魔鬼。

斯坦因劝说王道士带他进洞。“厚厚的卷轴都是用很坚韧的纸做成的，而且都保存完好，大概和刚藏进洞里没多大区别。”一千年前的佛界、世俗生活、西域宫廷的奢华、丝绸商人的艰辛，都历历在目。王道士答应收下200两白银，让他们带走9000多卷文献和500幅佛像丝绸画。

▲斯坦因从千佛洞获得的部分文献

十个月后，王道士迎来了第二批外国人——伯希和率领的法国考察队。凭借流利的汉语，伯希和很快赢得了王道士的好感。1908年5月27日，他用500两白银换来了7000卷藏经洞文物，离开了敦煌。

▲保罗·伯希和在千佛洞 - 1908年

1909年冬，清 *** 下令将剩余的经书押送到北京。经书没有装箱，只用草席盖住。经书在从敦煌到北京的路上丢失了。押送官员甚至直接驾着马车进家，挑选精美的经书占为己有。为了怕被发现，他们把数万本经书撕成两半。

▲莫高窟第320窟南壁壁画剥落后的痕迹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来到敦煌，取走了26幅壁画和一尊唐代彩塑；俄国人奥尔登堡从敦煌盗走了300余件文物；日本人大谷光瑞的探险队从敦煌盗走了400件……

如今，敦煌石窟的文物散布在世界十几个国家。当时的国学大师陈寅恪说：“敦煌是我们国家学术研究的一部悲情史。”

▲中央电视台纪录片《河西走廊（七）敦煌》

“莎娜，别忘了，你是敦煌人。”

——常书鸿

敦煌●守护者

常书鸿（1904年4月6日—1994年），被誉为“敦煌守护者”，1943年率领之一批义勇军抵达敦煌，创建敦煌艺术研究所，将毕生精力奉献给敦煌艺术。

常书鸿之女常沙娜（1931年3月-）的一生充满传奇。她童年经历战乱，十几岁时母亲离她而去，学业中断，生活贫困。但少年时期在敦煌的绘画生涯却是她受益终生的一笔财富。

我永远是敦煌女儿

本文改编自常莎娜采访实录

父亲与敦煌的结缘，源于1935年一天在塞纳河畔的一次“邂逅”。

我相信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引导我的父亲来到敦煌。

1927年，我父亲常书鸿去法国留学，就读于里昂中法大学。他喜欢在巴黎散步。有一天，他漫步到塞纳河畔的旧书摊，无意中发现了一本装订成6册的《敦煌地图集》。那一刻，我父亲的心灵被钩住了。

▲《敦煌图录》

这套敦煌地图集是1907年伯希和在敦煌石窟拍摄的，父亲深受震撼，后来他说：“我以前是一个着迷于西方文化，总是提到希腊、罗马的人，现在面对祖国悠久灿烂的文化史，我自责忘记了祖先，感到十分惭愧，不知道该如何忏悔！”

那时，父亲已是法国的东方画家，在法国可以过上舒适富足的生活。但站在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珍品面前，父亲仿佛找到了毕生创作的源泉，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召唤他回到中国，回到敦煌。

1936年，父亲终于坐上回国的火车，但由于当时西北局势不稳，他不得不到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任教。不久，抗日战争爆发，父亲从北平逃亡到武汉、长沙、贵阳，最后到了重庆。

▲常莎娜与父亲常书鸿

经过六年的坎坷和漫长的等待，1942年冬，父亲离开重庆，奔赴兰州，前往他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

几位初次出境的旅人，雇了十几头骆驼，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走进了真正荒凉的地方。经过一段充满劳累、饥渴的旅程，他们终于到达了莫高窟。此时，眼前满目疮痍的敦煌，与他在法国遇到的敦煌截然不同。失望之余，他在心里默默说：既然我来了，就一定要保护你们。

他们吃的之一顿饭用的筷子是江边红柳树刚折断的树枝，吃的是拌着盐醋的面条。经过一夜的风沙，他们和民工一起清理了掩埋洞窟的黄沙，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开始了艰难的起步。

▲常书鸿指导莫高窟第130窟崖壁修建栈道

没有人力和资金，我们自己搭建了脚手架和简易栈道，进洞要爬、要跳，在危栏断桥上爬来爬去。洞内漆黑一片，没有照明设备，父亲就坐在小凳子上干活，一手拿着小油灯，一手拿着笔，照着光，画着笔。

▲常书鸿沿梯子进洞临摹

尽管生活艰苦，但他始终没有停止对洞窟进行编号、考察内容、临摹艺术。就这样，到1948年，父亲带领研究所完成了《历代壁画代表作选编》等十几个专项，选绘了800余幅，为敦煌资料的调查积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常书鸿临摹第103窟

父亲曾写道：“敦煌是个苦的地方，一盏孤灯和草菇陪伴着漫漫长夜。”他苦行的毅力，最终使这一巨大的文化遗产没有遭受进一步的破坏。

▲常书鸿《莫高窟九层塔》

父亲直到晚年，依然怀念敦煌。

莫高窟里有一栋倚崖而立的高楼，叫“九层楼”。楼檐上挂着几口钟，叫“铁马”，日夜在微风中摇曳、鸣响。我父亲听了几十年，退休后搬到北京，在家里挂了好几口钟，微风吹过，叮叮当当，像敦煌九层楼里的铁马，不时地呼唤他。

▲晚年的常书鸿

后来，父亲的墓碑上刻着五个字——“敦煌守护者”，在这个神佛荟萃的地方，他是唯一一个被称为“神”的凡人。

我的青春是在敦煌石窟度过的。

十二岁那年，我跟随父亲走进茫茫大漠，进入神奇的敦煌石窟。

▲莫高窟的常书鸿、常沙娜、常家岭

刚到敦煌时，我们一家住在莫高窟悬崖下一座破旧的寺庙里，桌椅床都是土坯房，没有电，晚上就点油灯，屋里没有取暖设备，水会结冰，住处周围都是戈壁滩，离最近的村子也有几十里路。

敦煌缺水，人们不能洗澡，只用一盆水擦脸、擦身、擦脚，却舍不得扔掉。餐桌上的食物非常简单，一般是一碗大盐粒、一碗醋、一碗煮面，也没有蔬菜。

▲ 常书红、常沙娜

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父亲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敦煌艺术的研究和保护中。后来，国民 *** 决定撤销敦煌研究院，将石窟移交给地方 *** ，不再拨付经费。为此，父亲压力很大，和母亲经常吵架。后来母亲说身体不舒服，去了兰州看病超变传奇，就再也没有回来。

▲常书鸿夫妇和女儿常莎娜

母亲去世后，我不得不中断高中学习，回家照顾弟弟。没有条件上学，父亲就为她量身定制了课程。父亲的学生董希文和苏英慧教她中西美术史，她还和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一起临摹洞窟壁画。

▲常沙娜作品《莫高窟女供养人》

父亲要求我把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各代代表性石窟的重点壁画全部临摹下来，并了解壁画的历史背景，准确把握各朝代壁画的时代风格。每天我都饶有兴致地踏着蜈蚣梯，爬进洞窟里临摹壁画。

五代洞窟檐角架上色彩艳丽的梁柱纹，隋代洞窟窟顶的连珠、飞马，顾恺之衣纹的蚕丝纹，吴道子的盛唐飞天，李思训的绚丽色彩……

雄伟的佛像、圣洁的莲花、飘逸的飞天人弥漫在空中，我陶醉其中，沉浸其中，全身心投入绘画，在沙漠中实践了我没有任何学历的艺术人生的之一阶段。

▲常沙娜作品《燃灯菩萨》

清晨的阳光洒进来，照亮了墙上色彩斑斓的图画。彩色的佛像和菩萨像用慈祥的目光陪伴着我。头顶是韵律丰富的藻井图案，身边是佛祖的神奇故事和西方极乐世界的图画。我的青春是在敦煌石窟度过的。

▲常莎娜作品《涅槃经化菩萨头饰》

1948年，我到波士顿艺术博物馆附属美术学院学习。大陆解放前夕，我放下未竟的学业，回国参与建设。在一次敦煌艺术展上，我指导了梁思成和林徽因，林徽因又邀请我到清华大学建设系担任助理教授。就这样，我开始了工艺美术设计的旅程。

▲常沙娜设计的人民大会堂立面两侧浮雕装饰

回顾我一生的成就，无论是图案教学，还是设计，包括五十年代的人民大会堂的设计，都与敦煌艺术分不开。

父亲曾经写信给我提醒我：“莎娜，别忘了，你是敦煌人。”

我知道，我一生都是敦煌的女儿。

本文改编自“文化10”的采访

访谈 | 孟颖

撰稿：桂树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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