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桃花源记》蕴含的隐逸文化艺术

桃花源记

爱辞官的陶渊明

隐逸文化起源甚早，且在中国古代士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隐逸文化的蓬勃发展是从庄子开始的，此后一直绵延不绝，至魏晋时代，可以说是隐逸文化的极盛期，陶渊明就是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人物。钟嵘《诗品》评其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征士得此评价，不仅是由于他洒脱恬淡的人格，质朴真率的性情，任性适意的生活态度，更是由于他开创了田园诗，使田园隐逸的主题正式得以确立，并且描绘了一个隐逸的田园理想国——桃花源。

全面系统地评价了《桃花源记》之后，有关桃花源的取名、地址考证、原型探究，到思想渊源、艺术成就以及文化学意义研究等问题，蔚为壮观。其中争论更大的就是《桃花源记》的思想渊源问题。桃花源是一个与当时现实社会迥然不同的美好社会，里面住着一些躲避乱世、隐居躬耕的百姓。这里的生活平安富足，祥和喜乐，寄托了作者的田园隐居理想，蕴含着一种独特的隐逸文化。

一、隐逸文化

(一)隐逸文化的渊源

隐逸作为中国历史上独特的文化现象源远流长，早在传说的五帝时代，就出现了隐士。尧时的许由、巢父，周初的伯夷、叔齐，春秋时的楚狂、接舆、长沮、桀溺等，都被后代隐逸之士追慕着。这些隐士的共性便是崇尚自由，厌恶政治，追求自我。他们从内心里鄙弃仕途，认为政治是肮脏和邪恶的，远离政治是高雅明智之举，这便是道家隐逸思想的开端。

然而，中国的隐逸文化是一种很独特的文化形态，它还有另一种隐逸思想，那就是儒家隐逸思想。儒家文化创始人孔子对于隐逸思想有一系列的表述，如：“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福且贵焉，耻也。”1(《论语·泰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2(《论语·述而》)“君子哉遽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论语·公冶长》)可见，在孔子看来儒家的隐逸是以“邦无道”为前提的，隐的原因是因为天下无道，隐的出发点是为了追求“道”,是为了维护“道”,是静待时机，等候复出，虽然行为上是隐逸的，内心却时刻关注政治态势，是典型的“身隐心不隐”。

(二)隐逸文化的发展

虽然儒道二家的隐逸思想早就存在，但隐逸思想的真正发扬光大则有待于老庄的出现，特别是庄子，可以说是先秦时期隐逸思想的集大成者，对后世文人影响深远。如果说“老子是隐逸文化之祖，庄子则是隐逸文化的灵魂”。在庄子那里，无论是在行动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把隐逸思想发扬光大了，并为后世确立了多种隐逸模式。《庄子》一书堪称为隐逸文化理论的精髓，庄子看到人不仅受到外在社会规范的羁绊，内心也充满了对名利的欲望，身心都得不到自由，因此他主张的是一种“齐物我”“等生死”的思想，追求的是一种逍遥自适，物我不分，万物皆一的境界。他反对人性的异化和世俗的污染，主张全性保真，追求高度自主自由的精神生存状态，他以“游乎尘垢之外”(《庄子·齐物论》)的态度去对抗现实社会的名缰利锁，希求的是达到一种“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的境界。《庄子》一书中描绘了许多“至人”“圣人”“神人”逍遥无待的自由状态，可以说在庄子这里，道家的隐逸思想彻底被阐明了，那就是：“道家的个体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其归隐更为彻底，是通过隐逸这种‘无为’的生存方式来追求‘达生无累’的生命境界，因为‘有为’是矫饰做作的，是与自然人性相违背的，隐逸无疑是可以让人更大限度地享受自由逍遥的生存方式。”归隐就是道家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正是因为道家文化与隐逸思想的契合如此无间，因此只要涉足隐逸，自然要想到道家，然而事实上道家的隐逸思想虽然更符合隐逸精神，却没有儒家隐逸思想具有可操作性。《孟子·尽心上》说：“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此段表述发展补充了孔子的隐逸思想，把归隐的前提从“天下无道”具体到个人的“不得志”,主观上更情感化了，可以说是对儒家隐逸思想的经典概括，充分表现了儒家士大夫在出仕和归隐之路上的自由选择，因此也成为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所奉行的为人处世准则。从中国古代的历代文人来看，很少有人一开始就对政治抱着轻蔑鄙视的态度，始终把追求隐逸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他们大多是在经历了世俗政治中的失意打击下，才想到要独善其身，正如李白所说：“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因此可以说道家的隐逸思想更符合隐逸文化的精神内蕴，而儒家隐逸思想则更契合隐逸文化的行动模式。

(三)魏晋时期的隐逸文化

在魏晋以前的传统观念中，隐与仕是对立的，出与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然而有研究者认为：“道学与儒学经过两汉此消彼长的流变发展，至于魏晋，终于达到了一种空前的沟通与互补，形成了一种哲学思潮——玄学。”因此一种新的隐逸文化在魏晋玄学之风的推崇下横空出世，并迅速风靡于魏晋名士之间，可以说：“在隐逸文化的交点，道家的出游出世与儒家的‘隐居求志’更是被魏晋名士弥合无间。”如果说魏末的嵇康、阮籍还承载着此前隐士的遗风，是由于对世俗社会抱着一种愤懑的态度才追求隐逸的，那么其后的魏晋名士则更多的是把山林隐逸当做一种时尚追求，一种高雅情趣的表现。他们只是为隐而隐，与政治无关，更多的是受当时玄学之风的影响，然而他们的隐逸却不能算是真正的隐逸，只不过是一种个人追求罢了。这一点，王瑶先生有过明确表述，“但一个‘心迹双寂寞’的真正隐士在底枯槁憔悴生活，却不是生活在富贵汰侈圈子里的一般名士们和门阀弟子们所能忍受的，所以‘朝隐’的理论固然为他们所接受，而‘朝隐’的事实更为他们所欢迎，所愿意躬身实践的。”他们的心并没有真正做到超脱玄远，不以物累，他们虽标榜“身在魏阙，心在江湖”,而事实上他们的身心都在“魏阙”。而真正在行动上把儒道隐逸思想弥合无间的是陶渊明，钟嵘评价其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鲁迅称其为“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

隐逸文化经过先秦两汉的酝酿，在魏晋时代由于玄风的推崇而炽热化，进入它的快速发展阶段，并且在初盛唐时期达到它的高峰阶段，然而在中唐以后就衰落蜕变了。不过隐逸精神却深深植根于以后历代知识分子的心灵深处，每当他们失意不得志之时，便往往从前代大家那里寻找精神的慰藉，特别是陶渊明，更成为历代失意文人所追寻的对象。

二、“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

(一)儒道之辩

陶渊明是儒还是道，是近代学者一直争论的问题。梁启超主“儒家说”,他认为：“渊明本是儒家出身，律己甚严，从不肯有一丝苟且卑鄙放荡的举动，他一生得力处、用力处都在儒学。他一生品格的立足点，大略近于孟子所说‘有所不为’‘不屑不洁’的狷者。”曹道衡认为：“作品的存在，雄辩地证明了诗人的思想并不是什么飘飘然出世的隐士。而是一个积极的、入世的‘不遇之士’。”胡适则主“道家说”,认为“陶潜是自然主义哲学的绝好代表者”。当然更多学者认为陶渊明的思想实是儒道兼有。如李长之认为：“从魏晋玄学到唐宋儒学的思想过渡，中间不能没有一个兼有儒道的转换期人物，‘这就是陶渊明’。”徐嘉瑞也有相近的见解，说：“渊明的思想一方面是积极的，以儒家正统的封建思想为基础；另一方面是消极的虚无思想，‘纯碎是庄子的思想’。”纵观陶渊明的一生，他的思想中的确儒道兼有。他的一生以41岁辞去彭泽县令为界，前半生半仕半隐，做官时想归隐，归隐时想出仕，一方面他希望在仕途上有所作为，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另一方面，他追求个性自由，个性独立，爱好自然，儒道思想就是这样矛盾的交织着。后半生他虽然坚定了归隐的决心，隐居浔阳，躬耕南亩，诗酒人生，做起了真正的隐士，但内心仍有不平静之时，如其诗：“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戚，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便是归隐之后内心苦闷之时而作。他的咏史诗更是表达了他对黑暗社会的愤慨，对污浊官场的批判，也正因为如此，鲁迅说他有“悠然见南山”的一面，也有“金刚怒目式”的一面，“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诚然，如果某人只偏执于一种思想，那么他要么是宗教徒，要么是偏执狂，当然陶渊明这二种人都不是，他只是一个儒道思想并存的隐士。

他的思想中具有儒家隐逸的一面，是因为他经历了官场上的污浊之后才归隐的，并且在归隐之后仍不能忘怀世事，在亲自体验了躬耕生活的劳苦与艰难之后，对劳动人民更加关心，时时在内心思索着人民如何才能够安身立命，于是便在头脑里构造出一个美好的世外桃源。但他的思想还是属于道家的成分多一些，他在仕途期间总是感到苦闷，时刻都想归于自然，并最终归隐了田园。在他的诗文创作中，让人感受最深的就是一种平和淡泊的生活态度，一种玄澹雅致的生活境界，一种任情适性的处事原则。“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陶渊明田园诗中，类似于这样描写自然恬淡的田园生活诗作占据主要部分，“自然”可以说是道家思想的代名词，而陶渊明对自然的热爱又非同一般，他不但生活在其中，甚至可以说与其融为一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归去来兮辞序》)“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诗人虽希望在仕途上有所作为，但却从心底里执着于自然，强烈地追求自由，反抗束缚。他归隐后的田园诗真实地描写出了一个士大夫的躬耕隐居生活，虽然他笔下的的田园诗大多是经过美化的，但他美化田园并不是为了掩盖阶级压迫，而是以一个隐士的眼光，表达其对田园淳朴生活的喜爱，是以田园的真与美衬托官场的假与丑，以田园的淳朴与宁静衬托世俗的污浊与喧嚣。他的传记《五柳先生传》也展现了一个洒脱恬淡的真隐士形象，“好读书，不求甚解”,“闲静少言，不慕荣利”,“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一位淡泊名利，宠辱不惊，知足常乐的“五柳先生”便跃然纸上，成为后代士人所追慕的高标。至于他的《桃花源记》更是描绘出一个理想的隐士家园，一片精神回归的净土， *** 《登庐山》:“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桃花源就是陶渊明作为一个隐士所向往的栖身之所，“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桃花源记》)正是因为他内心对隐居生活怀着如此美好的钦羡之情，并且力做一位躬耕自资的隐士，所以其被钟嵘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是当之无愧的。

(二)陶渊明思想的独特性

《朱子语类》云：“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桃花源记，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19陶渊明作为“魏晋风流”的代表人物，同样受到当时玄风的影响，但却不同于其他名士，他不但希企隐逸，而且真正实践了，成为一个真正的隐士。名士们名为隐，实在朝，而他真正走向田园；名士们游山玩水，清谈品评，而他躬耕南亩，亲自稼穑。《后汉书·逸民列传序》分析隐逸之士的动机时说：“或隐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20陶渊明天性热爱自然，亲近自然，认为人应该顺应自然，“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多尽，无复独多虑”(《神释》)。他将自己归属于自然，以开阔达观的心胸面对世事，面对死亡，“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拟挽歌辞》其三),以一种委运乖化的人生态度顺时处事。然而，他毕竟生活在晋宋易代的战乱年代，所向往的农村田园并非十分美妙的存在，战乱、饥荒、灾疫遍地横行，诗人不仅自己遭受到生活的危难，而且深深担忧着百姓的疾苦，他的内心便不能真正做到“不喜亦不惧”了。“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与所有的农人一样，陶渊明种田也会遭受到旱灾、虫灾、风灾、涝灾等自然灾害，自然也会忍饥受冻，他的一些咏史咏怀诗往往表现出他内心的不平与愤慨。但正如鲁迅所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21他的一生几次出仕，又几次辞官，没有轰轰烈烈的功业，却以独一无二的人格高标最终成为受后代士人无比敬仰的文化伟人。

三、精神回归的净土——桃花源

从陶诗中可以看出陶渊明对田园生活的热爱，他的归隐也就意味着开始一种实实在在的躬耕生活。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之一个亲身从事农耕的士大夫文人，他热爱田园生活，热爱劳动，喜欢与纯真朴实的农民相处。正如梁启超所说：“他快乐不是从安逸得来，完全从勤劳得来，近人提倡‘劳作神圣’,像陶渊明才配说懂得劳作神圣的真实意义哩。‘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两句话，真可为最合理的生活之准绳。”22正因为他亲身参加劳动，所以他能体会到劳作的艰苦，体会到人民的困苦，体会到饥寒的痛苦，于是他心中所向往的美好家园——桃花源就这样出现了。

(一)桃花源创作的思想渊源。

近代学者作了许多考证，认为桃花源并不是一个非现实的“乌托邦”社会，而是有着现实依据的。汉末以来，人民为躲避战乱，或筑坞堡，或入深山，直至陶渊明生活的年代，还有百姓不断逃往深山，陶渊明就是以此为基础，融合自己的理想，创作了《桃花源记》。的确，任何文学作品的创作都是有一定的现实社会基础的，文中桃源人“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这不就是人们逃居深山的写照吗?陈寅恪先生说《桃花源记》既是寓意之文，又是纪实之文，但我认为作者主要是在其中寄托自己的隐居理想，更多的是把它当作一篇寓意之文来描绘的。《桃花源记》以东晋时武陵渔人的一次奇遇为线索，描写了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君臣，人人劳动，安定和乐的生活图景，这正是广大人民所向往的栖身之所，所以与其说它的现实基础来自当时的“坞堡”社会，不如说是来自他的农村生活体验，是陶渊明站在广大农民的角度所希冀的一个隐居社会，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首先，它具有浓厚的儒家色彩。桃花源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不禁让人想起了《诗经·魏风·硕鼠》中对乐土的幻想，“乐土乐土，爰得我所，乐国乐国，爰得我直，乐郊乐郊，谁之永号?”桃花源不就是广大劳动人民所向往的一片乐土吗?“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童儒纵行歌，斑白欢游诣”,这不就是儒家所向往的大同社会吗?“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大同》),桃花源里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人们互相勉励耕种，日出而做，日落而息，不用担心苛捐杂税的催逼，儿童老人们都欢乐融洽。总之，桃源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符合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旨，“斑白欢游诣”,“设酒杀鸡做食”也合乎孟子“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之旨。

其次，“桃花源”也具有浓厚的道家色彩。从整篇文章看来，桃源社会明显就是老子“小国寡民”的缩影，他们保留着祖宗留存下来的古老风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人与人之间没有倾压，没有争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他们的生活如此原始，甚至连一本历书都没有，“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然而他们生活得如此安逸，如此美好，“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可以说，陶渊明为我们所展现的这幅田园理想国图景就是老子“小国寡民”思想的形象化。在老子所设想的小国寡民社会中，人们都是“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而是“复结绳而用之”,人们都过着“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生活，这样的社会不需要科学，不需要法制，不需要文化，不需要进步，这里没有朝代更换，没有战乱纷扰，“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他们没有君臣等级观念。袁行霈先生说：“他的理想是摆脱礼教加在人身上的种种巧饰、虚伪和名利的欲望，恢复上古时代人类的自然本性。”23不过“桃花源”并不是老子“小国寡民”的翻本，陶渊明抛弃了老子“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的思想，相反他由衷赞美人们之间的和睦相处，在桃花源里，“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做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他们如此好客，交往如此密切。

可见，《桃花源记》同样体现了陶渊明对传统儒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当然，更重要的是，他在这儒道思想的继承中，又一次表现了他不同于其时的隐逸思想，魏晋名士心底里希企隐逸，追慕老庄的无为逍遥，在现实生活中实践着他们的“朝隐”理论，而陶渊明却在此时真正思考与实践着他的隐逸之旅，他的实践就是真正成为一位躬耕自资的隐士，他的思考就是“桃花源”这样的一个理想隐逸之所。在中国传统隐逸文化史上，从来只有士大夫的隐逸，劳动人民哪里能够隐逸呢?也没有人想到他们也需要隐逸，陶渊明想到了，他所追求的不只是个人的隐逸，他还要为广大的劳动人民寻找到一片隐逸的仙乡乐土。

(二)《桃花源记》所诠释的独特的隐逸思想

1.对其时隐逸之风的批判。

《桃花源记》自问世后，就成为历代文人所向往的归隐家园，影响所及一千多年，庚和之作历代不绝。如王维有《桃源行》诗、韩愈有《桃源图》诗、苏轼有《和桃花源诗序》文等等。“桃源”一词几乎成为历代文人表达隐逸情怀的专属用语，那么何以它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这就是因为陶渊明桃源境界最本质的东西就是“真”,是对真淳和真实的追求，其不同于当时所盛行的那种假隐之风，并且表现了对这种假隐之风的批判。这首先表现在他对以往隐士文化的继承上，当时玄风大炽，清谈隐逸之风盛行，然而人们仅限于清谈而已，他们谈玄，谈隐，追求玄远，重视超脱，希望达成一种物我一体，心与道冥的人生境界，然而他们只是在心底里表现出追求这样一种思想而已，谁又去真正实践了呢?“陶渊明与他们不同的地方，便是他与大自然之间没有距离，在中国文化史上，他是之一位心境与物镜冥一的人，他成了自然间的一员，不是客观者，不是欣赏者，更不是占有者，自然是如此亲近，他完全生活在大自然之中，他没有专门去描写山川的美，也没有叙述他从山川的美中得到的享受。山川田园，就在他的生活之中，自然而然地存在于他的喜怒哀乐里。”24可见在当时只有陶渊明才真正实践了老庄的隐逸思想，唯有他才把独立于世俗的隐逸精神诠释得如此完美。

此外，他对魏晋名士之隐的批判还在于，他追求的不是山林之隐，而是田园之隐，他在长期的田园生活实践中感受到劳动的美好，感受到和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的愉悦，这在他的许多诗作中都有反映。如：“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扉，聊为垄亩民。”《登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輒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其二)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出陶渊明在其田园归隐生活中，与农民朋友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他感受到了劳动人民的淳朴与美好，怜悯他们的艰难与困苦，希望可以为他们寻找一条归隐之路。在传统的隐逸文化中，只有士大夫的归隐才可以称得上为隐逸，即便未出过仕，也必须具有一定的才学与文化素养，才可称得上为隐士，劳动人民哪里能够归隐，他们只能在现实生活中承受着剥削压迫，即便是汉末以来逃遁山林的百姓，在坞堡组织之中，仍有一定的等级制度，同都市的战乱相比，他们只是寻找到一个还算相对安定的生存环境而已。儒家士大夫在“邦无道”“不得志”时就可以选择归隐，待时而出；道家则一开始就鄙弃仕途，鄙弃名利，追求自由、逍遥、达观的生活境界。

鲁迅先生说：“登仕，是啖饭之道，归隐，也是啖饭之道。”25在污浊的黑暗现实面前，可以说儒道二家各自都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法，那么普通的劳苦大众怎么办?登仕是断然没有他们的份的，他们如何才能够在乱世之中保全性命，过上安定闲适的躬耕生活?真正的田园生活其实并不美好，而且是相当的艰辛，这一切陶渊明都是有亲身体验的，所以他格外希望能有一片乐土，既淳朴又富足，我们伟大的诗人陶渊明便为他们创造了一个隐逸的理想国——“桃花源”。在桃花源中，渔人所见是一幅平静恬美的乡村田园之景，这里的主人是一群普普通通的农民，王瑶说：“在那里，绝没有那种他所讨厌的人物，所有的都是农民，但又不象一般农民，他们都有一种悠闲高旷的情趣，每个人都有点象陶渊明自己，这就是他的社会理想。”在他的田园理想国中，人们生活安逸，没有剥削，没有奴役，没有战乱的痛苦，他们只是一代一代过着安静的生活，淳朴、本真、自然在这个人间仙境里都原生态地呈现着，这难道不是真正的隐士所向往的吗?不是隐逸的真正内蕴吗?“赢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他们远离世俗，隐居在世外桃源，以一种委运乖化的人生态度休养生息着，这才是隐士的更高境界。

总之，《桃花源记》字里行间流露着陶渊明对归隐生活的向往和体验，它既是对传统隐逸文化的继承，又不同于传统的隐逸文化，它把儒道二家的隐逸文化结合在一起，批判了当时玄风大炽下名士们的“假隐”行为，开辟了自己独特的隐逸文化主题——田园之隐，躬耕之隐，并重塑了一群真正的隐者——淳朴的劳动人民。这里的人们淳朴善良、与世无争、融洽和乐，这才是真正的超脱玄远，才是隐者的更高境界。如果说陶渊明所希求的桃源生活是要回归到生产力极其落后的老子“小国寡民”时代是一种历史的倒退，那么他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他的本质愿望——反抗封建社会的剥削和压迫，希望为人民寻求到一个幸福的家园，则是有进步意义的。特别是相较于那些“为隐而隐”的名士而言，渊明所希求的隐士生活并不是山林游玩，杯酒清谈，而是躬耕自资，因此他所诠释的隐士文化也必然是躬耕文化。静谧的田园景色，淳朴善良的劳动人民，辛苦而又充实的躬耕生活，自然就成为其所向往的隐居图景，正如曹道衡先生所说：“在陶渊明作品中最富人民性的自然要说《桃花源记》了”27,“诗人在这个作品中，根本否定了统治者的特权，不但他不要王税，甚至‘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把王朝的政权也忘掉了。”28的确，《桃花源记》充分显示了陶洲明带有人道主义精神的隐逸文化，它使士大大式的归隐与农民式的躬耕完全合二为一，创造了一种新的隐逸文化模式。

2.对田园之隐的呼唤

不过一个人毕竟不能超出他的时代，陶渊明作为魏晋风流的代表人物，在当时山林隐逸之风大盛的时候，自然对山林之隐怀有一定的向往。《桃花源记》开篇：“晋太元中，武陵人捕渔为业，缘溪行，望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这样美的山林奇景，是农村田园生活中不曾见到的，是其想象中的山林隐逸之景，接着“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含俨然……”。在描述了一片奇异的桃花林之后，是一座山，接着才出现了我们所熟悉的田园农庄，虽然前面的山林景色很美，很幽静，但是豁然开朗之景还在后面。然而这并不是一般的隐士们所能找寻到的，也不是当时的假隐士们所能想到的，在极狭的山洞之后，才是一处真正的归隐之所。也就是说，当时的人们还没有找到真正的归隐之路，“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陶渊明在其田园生活中，逐渐领略到了归隐的真谛，那就是一种包蕴着醇厚的人际之情和耕稼之乐的真洒脱，《桃花源记》充分体现了他在长期的田园劳动生活中所领悟到的这种真谛，展现出了一幅理想中的田园世界。

首先，一进入桃花源，映入眼帘的就是一片淳朴的田园风光，“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这与其诗——“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归园田居》其一)——何其相似，同样充满生机，恬淡宁静，安静祥和，可以说桃花源简直就是陶渊明理想田园隐居生活的高度艺术写照。其次，桃源中淳朴的民风，和谐的人际关系更是其理想田园生活的核心，“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便要还家，设酒杀鸡做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这里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毫无欺诈之意，当外来的渔人闯入他们的世界时，在大惊之余，并无猜忌，而是爽快地邀其还家，设酒杀鸡做食，如此淳朴美好的待客之道，充分显示出了人间的挚爱与温情，这正与其田园诗“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夕”(《移居》其一),“时复墟曲中，披草共往来。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居”(《归园田居》其五)的隐逸生活有异曲同工之妙。

通过这些朴实生动的田园生活描写，我们不难体会到一种充满温暖、充满关爱的邻里之间的情谊。陶渊明超出一般士大夫的独特之处，就是他做了一名亲身力耕的隐士，他所向往的田园世界就是一片劳动的乐土，而他在田园劳动的归隐中也最终找到了归宿和寄托，桃花源世界就是一个理想的田园躬耕世界，“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正是因为这里的人们如此勤劳，相处的如此和谐，才会有一进入桃花源就映入眼帘的美好的田园风光，辽阔的土地，整齐的房屋，纵横交错的田间小道，美丽的池塘，垂荫的桑竹等，可以说如果不是陶渊明在其“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其三),“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晨出肆微勤，日入负禾还……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的归隐躬耕生活中体会到劳作的辛苦充实，是不会描绘出这样一幅人们所希企的耕稼劳动图景的，桃花源也只能是作者寄托美好的宿愿和追求而已。

综上所述，《桃花源记》浓缩了陶渊明的归隐生活与归隐体验，表达了他对人生价值和归隐生活的深刻反思，传达了一种独特的隐逸文化，是中国隐逸文化史上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