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不知道的《桃花源记》

创作背景

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六月，刘裕废晋恭帝为零陵王，次年，刘裕采取阴谋手段，用毒酒杀害了晋恭帝。这些不能不激起陶渊明思想的波澜。他无法改变、也不愿干预这种现状，只好借助创作来抒写情怀，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与美好情趣。《桃花源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作品争论

如果按照《宋书》及《晋书》本传，陶渊明是以63岁而终的话（尚有清人吴汝纶考定为52岁，及近人梁启超考定为56岁等），那么陶渊明写作《桃花源诗并记》的时间，应为公元418年（晋安帝义熙十四年）。这一年，陶渊明年届五十四，已归隐田园达13年。此前（即公元413年），对朝廷征辟他为“著作郎”，陶渊明称疾不就。当时人把他跟同时隐居在庐山的雁口周续之、彭城刘遗民，并称为“寻阳三隐”。而今，他再次婉拒了同样的征辟，以“吾驾不可回”之态，坚守着他的“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的初衷。

在陶渊明归隐的这段岁月中，晋末朝政内部仍是倾扎争斗、矛盾重重的。社会上也因战乱不止，而更加民不聊生，以致动荡不安。时有起义军首领卢循，率军自岭南北上。而后，其部将徐复道攻下江州。卢循则进攻建康（东晋首都，今南京）不成后，西退而占领了寻阳，但在遭到晋将刘裕的追击下，又败退回到岭南。这场战役，使江州及寻阳一带，广受战祸的累及。

而为东晋复朝立下大功（领军杀败了篡晋的桓玄）的战将刘裕，虽然出身寒微，粗识文字，却也是个品性不端、深藏个人野心的无赖之徒。刘裕名为晋廷，实为剪除异己桃花源记，又从公元413年开始起兵内斗。刘裕先后剿杀了兖州刺史刘藩、尚书左仆射谢混两部；讨伐了与他当年共同“勤王”的战友刘毅并迫其自杀，阵斩了另一支“勤王”将领诸葛长民。两年后，刘裕再度起兵功伐晋室旧臣、时任荆州刺史的司马休之，并攻克江陵。

刘裕还为了更加提高自己在国人中的威信，于公元416年挥军北伐，亲征后秦，并于第二年攻占了长安，后秦告亡。而此时刘裕的“篡晋”野心，也勃发出来了。在刘裕匆忙回京后，便于公元418年的年底，派人缢死了晋安帝，扶持了一个傀儡皇帝——即晋恭帝司马德文。至此，晋之朝政完全掌握在了刘裕手里，离其“篡晋”仅一步之遥。

陶渊明在此背景之下，写下了美幻动人的千古名篇《桃花源记》，其用意何在？想要表达什么样的思想？人们除了感受他文章中诗画般的场景外，当然更重要的是想探究那蕴涵其中的深意的。然而，此后陶渊明并无作出进一步的相关解释，留给人们的仍是对文中地点、时间和人物等的迷雾，仍是对了解他后期思想有何变化发展的一道障碍。只是我们可以知晓的，是他通过这篇“桃源记”，寄托着他对心中理想社会的想往，对美好生活的不可企及时的盼望，也即是我们常讲的“世外桃源”。但，这是满足不了喜欢“刨根问底”的国人们的要求的，更是满足不了相当愿意“猎奇”的“陶迷”们的心愿的！

于是乎，千年以来延续至今，各类“探古《桃花源》”的队伍何止成千上万人，也淘换出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但很多又却无法达成共识。从历史上学人们对《桃花源记》的探究上看，唐朝人们喜欢说，这是陶渊明笔下的仙境描述，非人间能有。坚持此论的，是以王维、刘禹锡、及韩愈为首。王维在《桃源行》长诗里说道：

初因避地去人间，更闻神仙遂不还。

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

不疑灵境难闻见，尘心未尽思乡县。

……

当时只记入山深，青溪几度到云林。

春来偏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

刘禹锡则在他的《桃源行》诗里，也是这样说：

桃花满溪水似镜，尘心如垢洗不去。

仙家一出寻无踪，至今水流山重重。

而曾经冒死向唐皇“谏迎佛骨”的政治家兼文学家的韩愈，却也相信陶渊明所描述的“桃源仙境”的。因而他在《桃源图》的长诗里，也有写道：

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

……

争持酒食来相馈，礼数不同罇俎异。

月明伴宿玉空堂，骨冷魂清无梦寐。

夜半金鸡啁哳鸣，火轮飞出客心惊。

人间有累不可住，依然离别难为情。

船开棹尽一回顾，万里苍苍烟水暮。

世俗宁知伪与真，至今传者武陵人。

到明朝之时，也还有持仙境说的。如江盈科在《秦人洞说》文中道：“当日渔郎，实有此事，其所至之境，如记称‘鸡犬相闻，阡陌交通’，实是仙界。盖仙界者，不离人世，不即人世，有无之间，真幻之际，缘合则不求诣而自诣？渔郎则无心而至是也。”

再如黄廷鹄评注《诗冶》卷十一中，也说道：“按桃源事如诗文自佳。笃而论之，似先生所托尔。其山川非绝徼外，何能隔绝人世，不被搜寻乎？其人宜多寿，而生育又繁，数顷之田，何常赡而无争乎？……若非仙非魅，胡由得来？”

宋代大文豪又是思想家的苏东坡，是明确反对《桃花源记》是“仙境”说的。他破天荒地提出这是一篇记实文学，只因其人间稀少，又掩于险路山深之中，世人难寻罢了。苏轼在《和桃花源诗并序》里写道：“世传桃花源事多过其实，考渊明所记，止言先世避秦乱来此，则渔人所见，似是其子孙，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杀鸡作食’，岂有仙人杀者乎？旧说南阳有菊水，水甘而芳，民居三十余家，饮其水皆寿，或至百二三十岁。蜀青城山老人村，有见五世孙者，道极险远，生不识盐醋，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龙蛇，饮其水，故寿。”

苏东坡认为陶渊明所记述的，应是避难秦人的后代，不是别人猜测的神仙，他并举出老家蜀中的青城山老人村为例说明，很有点像桃花源中的事儿。只因“桃花源”山深路险，世人是很难知晓的。

清朝文人，也大多不信桃花源是仙境说。诸人又各自举例，欲探秘桃花源之所在，此属于早期“陶学索隐派”的旁支。如马璞先生就考证说：“此追述太元中之事也，非作于太元间，故曰‘后无问津者’。桃源经桃源山，在县南十一里，西北沅水曲流，而南有障山，东带杪椤溪，周环三十有三里。考《统一志》：桃源山在桃源县南二十里，西南有桃源洞，一名秦人洞，洞北有桃花溪。”

引人注目的是，与苏东坡同时的政治家及著名的改革派人物王安石，也在百忙之中，挤出了“探史求秘”的闲暇时光，而高度地关注过《桃花源记》。他并写出一首题为《桃园行》的重要诗篇，引发了后世对陶渊明思想变化及发展的重视与争议。现摘录如下：

望夷宫中鹿为马，秦人半死长城下。

避世不独商山翁，亦有桃园种桃者。

……

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

……

闻道长安吹战尘，春风回首一沾巾。

重华一去宁复得，天下纷纷经几秦！

王安石跟苏东坡的见解差不多，他承认桃花源中人，就是秦末之年的避难者的后代。但是，他在诗中首先提出一个重要的话题，这就是他认为陶渊明所描述的这个小圈子，是“虽有父子无君臣”的！因为陶诗里有一句“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这表明桃源中人是不交“皇粮”的。在王安石诗的结尾，他还提出了另一个话题，这就是当时的野心家刘裕，率军征伐后秦，攻占长安的史实。所以便出现了“天下纷纷经几秦”的战祸骚乱，此也正是准备上演一场使节义之士愤然不平的，改朝换代之“丑剧”的前奏。

那么王安石是否暗示？陶渊明可能预测到刘裕即将要“篡晋”，所以便在此关口写出《桃花源记》，以避世秦人之事诉说自己的心思。此即陶渊明相当“反感”刘裕的所为，并羞于“耻事二姓”，故特别撰著该诗文，以寄托情怀。

对于王安石提出的之一个话题，关涉到陶渊明心中的理想社会形态，故引起了后世对他思想的高度评价，也因此招徕了不少非议。在1962年出版的，由我国科学院文学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中，认为《桃花源记》这个淳朴、安乐的乌托邦，正是反映了当时农民的意志和愿望。《桃花源记》的杰出思想意义，在于大胆的否认君权。在那里，没有帝王，也没有王朝的更迭，显示出在当时的条件下，人民一样可以不要君主。这就更大胆，更富于人民性。

我国1996年出版的《陶渊明评传》的作者，魏正申先生认为，桃源思想是对君权社会的完全否定。在社会制度与性质上，是与阶级社会“异源”的无阶级社会；在政治上“无纪历志”，谈不上皇帝年号，无须皇帝，否定了君权的政治压迫；在经济上“靡王税”，否定了封建剥削；在思想形态上，否定了猾黠巧诈的“智慧”与尔虞我诈；在社会生产与生活上，相互激励而“肆农耕”，是人人劳动而“怡然有余年”。

当代学者顾农先生，以“反潮流”的姿态研究了晋史后认为，所谓与世隔绝，“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完全是陶渊明幻想出的乌托邦。“马克思主义反对一切乌托邦”（列宁《两种乌托邦》）。因而即使美妙如桃花源，也没有值得赞美之处。顾农明确反对相关人们以陶诗中“秋熟靡王税”的这一句，歌颂“没有剥削”的社会给予一味的赞赏。他认为桃花源的现实依据，即是中古时代的坞堡（以陈寅恪教授的考证为据），当时不可能是原始公社式的单位。这里必有坞主，实际上就是些“山大王”。所以，老百姓与其依附坞主沦为农奴，还不如缴纳“王税”，成为一个“自由”的农民。顾农的最后结论是，桃花源中人的“无王税”未必是好事，也不代表农民的愿望。

陶渊明处在当时的年代，既门阀观念浓厚、等级森严，且战乱不止而民不聊生。无助中的渊明，以上古之时的原始社会的、朴实无欺而怡然自乐的人事，寄托向往，发泄幽愤，这应当是他写作桃花源的本意！而且陶渊明在当世“身微言轻”，不过以“隐士”自居的，如从政治上或历史影响上过度的拔高他，或者贬低他，均为非份之想！在陶渊明时代，并没有诞生马克思主义，岂能“以今缚古”的来要求他？另在列宁的其他论述里，也认为“乌托邦”存在，有其历史原因和合理性。顾农先生断章取义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

清朝学者邱嘉穗论及《桃花源记》，“设想甚奇，直于污浊世界中另辟一天地，使人神游于黄、农之代。公盖厌尘网而慕淳风，故尝自命为无怀、葛天之民，而此记即其寄托之意。如必求其人与地之所在而实之，则凿空矣”！

顾农依陈寅恪先生的考证为据，认定桃花源中人即是当时的“坞堡”集团成员，这实属似是而非的东西。陈老先生并没有桃花源的实地考察证据出示，也是下不了定论的。回过头说，在东晋军阀混战，民众流离失所之时，出现家族式的“坞堡”之治，是不得已的保全自身性命的权宜之计，有何不妥？从陈寅恪先生的举例来看，史料中并没有谈及“坞堡”的政治制度及物质分配的问题，也无言说其首领如何压迫成员的事情。顾农先生却以“农奴”，比方桃花源中人，这是否大有牵强附会之意呢？

有关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提出的第二个话题，在当时及后世中的附和与争论，也是非常之多的。宋代学者洪迈，在他的《容斋随笔》书里谈道：“然予窃意桃源之事，以避秦为言，至云‘无论魏晋’，乃寓意于刘裕，托之于秦，借以为喻耳。”在清代学者余良栋等修的《桃源县志》中，其卷十二《题桃花源诗碑并序》中有言：“渊明《桃花源记》，解者纷纷，率多附会，惟不仕伪宋一说，深得靖节（博主按，陶渊明谥号靖节）谓本怀。按陶诗全集，但书甲子，而此记首书晋年号；其诗文又云‘虽无记历志’，则不屑臣宋之意显然。”

清末时任皇帝之师的翁同和亦附言：“义熙十四年，刘裕弑安帝，立恭帝；逾年，晋室遂亡。史称义熙末，潜（渊明）征著作佐郎，不就。桃源避秦之志，其在斯时欤？”

最可关注的，是近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一面综合了前人的相关史考，一面更博览古籍，以创新的观点，写出了《桃花源记旁证》一文。陈老先生在该论文中，首先提出《桃花源记》并非“寓意之文”，而是一篇“记实之文”。陈先生结合史料中的记载，以西晋末年社会动乱中，即有诸多中原流民远避他乡或者南迁，“其不能远离本土迁至他乡者，则大抵纠合宗族乡党，屯聚坞堡，据险自守，以避戎狄寇盗之难”。而此等事在西北地区，早在东汉之年即已出现。陈先生并举出了“董卓之郿坞”等为例。他并认为，“凡聚众据险者，因欲久支岁月及给养能自足之故，必择险阻而又可以耕种及有水泉之地。其具备二者之地，必为山顶平原，及溪涧水源之地”。以至成为基本上无人管辖的独立实体。

公元416年，刘裕率部攻伐盘踞在长安的后秦，戴延之作为参军随征在列。戴延之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著成有《西征记》二卷。其著作已在后世流失，却有《水经注》引用了一些，使我们获知了比较重要的史实信息。因此陈寅恪先生，以史载中有时任“长史”的羊松龄之人，曾经前往秦川（长安）慰劳前军，结合陶渊明跟羊长史有交情，有赠诗送之的。那么陈先生认为，陶渊明可能“间接或直接得知戴延之等从刘裕入关途中之所闻见。《桃花源记》之作即取材于此也”。至于桃源中的避世秦人，“则疑本指苻生、苻坚之苻秦而言，与始皇、胡亥之赢秦绝无关涉”。

陈寅恪先生另外旁证，说传世于今的《搜神后记》，旧题是陶渊明所撰。因其中杂有元嘉四年渊明卒后事，故皆认为伪托。但是我们不能据此就武断地推断，全书均为伪托。因为“《搜神后记》卷一之第五条即《桃花源记》，而太守之名为刘歆，及无‘刘子骥欣然前往’等语。其第六条记刘驎之即子骥入衡山采药，见涧水南有二石囷，失道问径，仅得还家”等，这一些暗合的记事，陈老认为，“陶公之作《桃花源记》，殆取桃花源事与刘驎之二事牵连混合为一”。陈老并且借此推测，“《搜神后记》里的桃花源记篇章，实陶公草创未定之本；而渊明文集中之《桃花源记》，则其增修写定之本”！

陈寅恪先生还就陶渊明的曾祖是陶侃，因晋灭东吴，其父辈便从鄱阳迁居到庐江郡之寻阳引证：庐江郡原为“溪族”人杂居之地，溪人多住水网地带，以捕鱼为业。因桃花源记文前段，讲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这，便是渊明记述前代遗留下的本族风光。博主按：以《后汉书•南蛮传》所述的五陵蛮，主要从事结网捕鱼；此族以“溪”名，即“溪人”。

陈寅恪先生对王安石诗里提出的第二个话题，是赞同陶渊明有不满刘裕“篡晋”，而“耻事二姓”的。他并另外著文，高度赞佩了陶渊明的“气节”。陈老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文中说道：“渊明理想中之社会无君臣官长尊卑名分之制度，王安石《桃园行》，‘虽有父子无君臣’深得其旨，盖此文乃是自然而非名教之作品，籍以表示其不与刘裕新政权合作之意也”！总之，“渊明政治上之主张，沈约《宋书·渊明传》所谓‘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最为可信”。陈先生考证之博之精，议论观点独到而发人深省，但也有百中疏一的地方。

事实上，陶渊明的辞官归隐，已是他41岁是就做了的事儿，并没有等到他54岁写《桃花源记》时才做的，并且他中间也拒绝了出仕做著作郎。其原由，正如梁启超说的“不屑与那些热官为伍”。所以，陶渊明不肯复仕的原因，不能简单地归结成刘裕的“篡晋”之上。关于陶渊明之诗，在晋时所作均注年号，而入宋后只题甲子的问题。在清朝人陶澍所注释的《陶靖节集》中，第三卷的卷首，载有虎丘僧人思悦的一段辩说。

该辩说的大意是，考证陶渊明诗所题甲子的，从公元400年至416年，这17年间只有9首而已，并皆属东晋安帝年间所作的！而陶渊明即在其间的公元405年秋，便辞去彭泽令归隐不仕了。后又过了16年（即420年，陶潜56岁），便是以宋代晋之时。如此看来，岂有晋代禅宋前20年，就出现陶渊明的“耻事二姓”？故而有人说渊明“作诗但题甲子以自取异哉”！同为治史学者的梁启超，分析陶渊明辞官那年，正是刘裕为东晋平定桓玄的第二年。那么，何以见得他不能学陶侃之功遂辞归，便料定他20年后会篡位呢？

不过，自陶渊明过渡到刘宋王朝后，他确实发泄了对当朝的不满，及对东晋旧室产生了眷恋的情思。在他的《拟古》诗歌中，就出现了“饥食首阳薇”和“忽值山河改”等句。当刘裕“篡晋”后的第二年，对已经“逊位”了的晋恭帝仍不放心，即残忍地杀害了他。陶渊明便写下《述酒》诗，引用当年曹丕篡汉故事，发泄出自己的义愤。

作者简介

陶渊明（约365年—427年），字元亮，（又一说名潜，字渊明）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汉族，东晋浔阳柴桑人（今江西九江）。曾做过几年小官，后辞官回家，从此隐居，田园生活是陶渊明诗的主要题材，相关作品有《饮酒》、《归园田居》、《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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