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 【学闻】“问道于天——传统中国的天学与经术”学术论坛

论题摘要及专家介绍

（说明：文章及专家介绍依照发言顺序）

之一场

“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周易》爻辞与《山海经》天文神话互证一例

刘宗迪（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

《周易·乾卦》和《坤卦》卦爻辞中与“龙”有关的诸辞，诸如“潜龙勿用”“见龙在田”“或跃在渊”“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群龙无首”和“龙战于野”，均为上古时期龙星纪时制度的反映，《山海经》中记载的一系列龙、蛇神话，诸如夔龙、应龙、烛龙、相柳的神话，也是上古龙星纪时制度的反映。《周易》诸龙爻辞和《山海经》龙蛇神话相互映发，可以增进我们对两者的理解。本文着重讨论《周易·坤卦》“龙战于野，其血玄黄”与《山海经》禹杀相柳神话之间的关系，认为两者所言均为冬季龙星尾宿星象，“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的爻辞背后隐藏着一个与大禹治水有关的神话故事。

发言人介绍：

刘宗迪，曾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现为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神话学、文化史、先秦文献与历史等领域的研究，近期致力于《山海经》和上古历史地理研究。撰有《众神的山川：山海经与上古地理、历史和神话的重建》（商务印书馆，2022年）、《山海经的世界》（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增订版，商务印书馆，2016年）、《七夕》（三联书店，2013年）、《古典的草根》（三联书店，2010年）等著作，并有神话学译作多种。

浅谈先秦天文历法与《周易》“乾卦”及“五行”的关系

——以“二月二龙抬头”为例

曹慧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副研究员）

通过确定“二月二”在西周历法中的阴阳合历日期关系，尤其是与阳历春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以阴阳合历的时节为节点，按照西周历元与实测历法天数关系，推算出阴历1~6月期间东方“青龙”星宿在入夜时分运行的大致星空位置，并与《周易》“乾卦”的卦辞做相互比较，发现阴历天象与卦辞存在实际对照关系。这种时间与空间的抽象思维概念，是“五行”内容的重要思想来源。先秦天文历法是古代圣贤对浩瀚宇宙无限探索的智慧结晶！

发言人介绍：

曹慧奇，男，副研究员，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考古专业，现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入所20余年来一直在河南洛阳偃师商城队从事田野一线的发掘和整理等工作，期间还参加了国内外其它一些遗址的发掘。例如：重庆巫山双堰塘遗址、河南安阳孝民屯遗址、香港屯门扫管笏遗址、日本奈良橿原中西水田遗址以及埃及卢克索孟图神庙等遗址的发掘工作。研究领域主要为夏商时期考古，近年在传统夏商考古的基础上，加入先秦天文历法角度来思考夏商文化的联系与差异。学术成果已发表论文、报告、简报等三十余篇。

评议人介绍：

王秀臣，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审，《文学评论》编辑部党支部书记、主任、副主编、创新工程总编辑，中国社科院大学博士生导师。哈尔滨师范大学本科、硕士、博士，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后，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出版专著2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四十余篇，主持和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项。

第二场

“岁差”对于理解古代文献的影响

施爱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星象在天空中的周期性轮转，可以转换成具体的时间标识，可是，古人很早就发现，《月令》描述的星象时间跟实际观测不符，东晋天文学家据此发现了“岁差”。形成岁差的原因是恒星年与回归年的时间差造成的，其基本原理是由地球自转的“进动”现象造成的。地球进动造成的影响，最直接，也最有趣的一点，是天极的变动。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勾陈取代了太一，也可以用来推算《尚书·尧典》的大致成书年代。

发言人介绍：

施爱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民俗学会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故事学、谣言学、科学哲学。著有《故事法则》《故事机变》《故事的无稽法则》《中国龙的发明》《民俗学立场的文化批评》等。

早期中国思维中的数理、图理与式图

——以北大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为中心

刘未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与西方因果思维相对，早期中国思维常被称为关联性思维，其特点常被认为是模糊的和前逻辑的。但实际上，早期中国最初一些核心要素的关联，有其自身逻辑和底层架构。近年来大量出土的数术文献，为我们指示出理解这种逻辑和架构的两个关键要素，即数与图像。过去认为早期中国与数有关的图像要么是为实际功用而创作的符号系统，要么是有寓意性的象征图像；但与此相反，它们（如三方三圆图、七衡六间图、十二律周期图）是关于实在的或自然的模型（如太阳回归周期的模型、音律回归周期的模型），背后有复杂的数理知识，只是被降维呈现在了二维图像上。在对事物的模型化和图像化过程中，将事物看作数学对象、寻找周期性并将其投射为图像，是其典型思维过程。民间占卜用的式图与基于数理知识的模型化图像有相同的思维，式图扩大了整个关联系统，对关联观念的固定化有重要作用。对于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所指示出的任何早期中国思维特征的总结，都是放在与各种其他出土材料和相关传世文献，甚至是与其他文明的对比中进行的，因而绝非个例。

发言人介绍：

刘未沫，1985年生于云南昆明，籍贯山东潍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士、宗教学硕士，英国剑桥大学古典系硕士，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中国科学院大学科学技术史系博士后，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副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希腊中国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清华大学新雅书院文理通识课教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希腊哲学、科学史（中西天文学史、医学史、音乐史）、比较哲学。曾主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一等），现有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在研。近年来有涉及早期中国宇宙图像与思维模式、古希腊宇宙论、古希腊医学、跨文化宇宙论比较等多篇文章在《学术月刊》《哲学动态》《世界哲学》《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等杂志发表，出版译著《古希腊哲人论神》（赛得利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

第三场

天文历数的“三五”之变与经史的理论互动

王洪军（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

司马迁《史记·天官书》提出了“为天数者必通三五”“为国者必贵三五”的理论主张，前者期望“究天人之际”，后者的目的是洞悉“通古今之变”。“三五”实为天文历数的三五：历法朔晦月見的失真，必须“三百年斗历改宪”；五星从岁星而行的天文奇象，促使“五百年一大变”的天命约成。这样的“三五”之变，经学上的理论响应就是三正说、帝王受命之“改正朔，易服色”（《礼记·大传》）等，以及《易》学上的“参伍以变，错综其数”（《系辞上》）天人之学的演绎；在史学上，突显了五百年必有圣人出的圣人历史观以及战国时代的五德终始历史循环说、汉代的三统论，甚至出现了以五行帝为核心的汉代祀典，等等，无论是经学的理论阐释，还是史学的历史逻辑，都着眼于天文历数的实际变化，以化 *** 作为代际兴亡、国运祯祥的理论回应。

发言人介绍：

王洪军，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博士生导师，哈尔滨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领军人才梯队后备带头人，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带头人。《北方论丛》常务副主编。中国历史文献学会理事，黑龙江省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黑龙江省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入选黑龙江省文化名家暨“六个一批”人才，黑龙江省 *** 特殊津贴获得者。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献》《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六十余篇，其中近十篇被《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全文转摘，专著《谶纬天学与文学》将于近期在中华书局出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2项，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子课题负责人2项。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1项、黑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二三等多项。获得中国博士后特别资助、面上资助各1项。

清华简《五纪》“以五为纪”的宇宙观及其内在逻辑

陈民镇（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

清华简《五纪》是一篇新见长篇佚籍，其内容丰富，思想庞杂。在《五纪》中，“五算”是宇宙主宰所设定的基本法则。通过“比类附数”的方式，《五纪》将自然现象、社会人伦诸要素纳入“以五为纪”的宇宙观中。《五纪》篇中诸要素的搭配，有的可与其他文献相参证，有的则前所未见。某些看似突兀的搭配，仍有其内在逻辑可循。

发言人介绍：

陈民镇，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出土文献、先秦史、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研究。出版专著5种（含合著2种）、古籍译注2种（含合著1种）、科普读物1种，论文见于《文学评论》《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哲学史》《泰东（Asia Major）》等处，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文摘转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课题4项。入选国家级青年人才计划、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学术带头人项目、第五届华人国学大典星斗计划新秀组，获北京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第四场

发现4100年前的超新星遗迹——尧帝景星（-52）

武家璧（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

《竹书纪年》记载尧“元年丙子帝即位”，“四十二年景星见于翼”。《论衡》记载“尧时景星见于轸”。这可能是出现在翼宿和轸宿之间的超新星。由已知的干支纪年推算尧帝四十二年是公元前2164年。把足够宽的范围（180°±23°）作“翼、轸”之间的过渡区域，在格林（Green）超新星遗迹表中搜索到20颗超新星，只有高银纬遗迹-52（G296.5+10.0）符合尧帝景星“状如半月”的两度和年龄限制，它是尧帝景星（SN-B.C.2164）的唯一候选体。依据超新星的表面亮度Σ与直径D之间的Σ∝D—β演化关系和绝热膨胀理论，算得其绝热相年龄（t= 4165 yr）与尧帝时代符合。又据景星亮度如“半月”的限制，得到距离d= 1-1.2 kpc；按谢多夫（Sedov）关系D= 0.94t2/5计算超新星遗迹的年龄，得到尧帝景星的年龄为距今（4450 ± 900）yr，也与尧帝时代符合。这是天文学史上记录的最早超新星之一，把中国文献记载并经科学证实的历史提前到4100多年前。

发言人介绍：

武家璧，男，湖北监利县人。武汉大学考古专业本科，北京大学考古与博物馆学硕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学史专业(天文学史方向)博士，国家天文台博士后(古天文研究方向)。先后在荆州博物馆、中国科技大学(合肥)、东华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工作，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从事商周秦汉考古教学工作，研究方向主要为天文考古和古代天文历法研究。出版著作《观象授时——楚国的天文历法》、《上古天文学的起源》、《陶寺观象台研究》、《古代历法考论》等6部，发表研究论文和文章100余篇，涉及上古天文学、商周历法、秦汉简牍历法、唐代历法以及古天文记录在现代天体物理中的应用研究等领域。

经天纬地：尧舜“时空政治文明”

何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

尧舜时期时空政治文明，它的核心是对于时间和空间精准管理，为王权与社会政治服务，成为陶寺邦国政治与制度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来说，经天就是王权垄断太阳地平历、圭表测影太阳历、阴阳合历来控制年时，朔望月轮太阴历控制月时，用 *** 沙漏控制昼夜时间，从而把握社会各种生活的时间命脉，成为王权科学软实力。纬地包括王权制定长度基元，建中立极，辨正方位，阴阳八卦八方空间概念，天文大地测量，最终构建起政治地理五方的天下观—表里河山，掌控江山社稷的空间命脉，成为王权中道的核心精髓。陶寺邦国即尧舜时空政治文明的核心基因就是经天纬地，从而开创了中国文明当中政治与制度文明时空管理的肇端，被后世中国历代王朝所继承、完善、发扬光大！

发言人介绍：

何努，笔名何驽，男，本硕博均在北京大学考古系。1994年获“考古领队资格”。2003年评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2006年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2007年担任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副主任。1988年7月至1999年8月在湖北荆州市荆州博物馆考古部工作，曾任考古部主任。1995年9月至1996年7月获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资助，在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人类学系任客座教授。2001年7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担任考古所山西第二工作队队长——陶寺城址发掘领队。1988年至1990年参加湖北江陵荆南寺、湖北江陵纪南城楚国宫殿基址、湖北天门肖家屋脊遗址发掘。1990年至今，主持湖北石首走马岭屈家岭时期古城址、湖北江陵拍马山红土地楚国社稷坛宫殿基址、湖北江陵八岭山彭家巷M13楚贵族墓、湖北松滋汪家嘴商代遗址、山西襄汾陶寺城址、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发掘。主要研究方向：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至夏商考古、中国文明起源考古研究、认知考古、考古学理论与实践。已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独著与合著学术论文100余篇。

第五场

论《豳风·七月》的文本结构与文化功能——以授时谚语的征引为中心

林甸甸（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豳风·七月》的诗篇结构存在三个特殊现象：每章时序结构不齐整；每章所铺排的月序并不对应单一的民事活动；唯独一至三章特别重复“七月流火”。考察先秦文献中的类似话语结构，可以推断“月序+物候/人事”结构为对授时谚语的征引。《七月》首章确定了“谚语+铺写”的基本修辞结构，其下各章根据时序价值征引授时谚语，并针对谚语末句展开铺写。在征引谚语时，诗篇存在有意的裁切、拼贴，用于达成政教目的。授时谚语来源的广泛性，对谚语末句的侧重，造就了《七月》时序结构的交错、杂糅和重复。诗篇藉授时谚语强调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将人事活动写定为无可违逆的社会法则，进而确认社会文化中的种种伦理关系，为后者赋予了同样的自然合理性。授时谚语本质上是一种带有特定体式特征，并具有公共性的授时话语资源，诗歌的征引赋予其“政教”的文化功能，同时又在王政衰微的历史时段为士人的讽谏行为提供了话语资源。

发言人介绍：

林甸甸，1986年10月生，浙江绍兴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古代分会秘书长。2009年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2009年至2014年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博连读，获文学博士学位。2014年至2016年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工作。2016年入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古代文学研究室助理研究员，2019年任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先秦文献、文本研究。主持并参与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著有《上古天学知识及文献研究》，于《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并获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多次转载。曾获第58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一等资助、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九批特别资助，入选第五批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左传》星占的知识体系与话语权力博弈

余丹（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左传》的星占书写具有相对固定的占辞内容和较为完备的知识体系，呈现了春秋时期星占的知识性质从专业知识向公共知识过渡、推演模式由理性思辨向神秘思维介入的历史特征。春秋后期，执政卿大夫由于主体意识增强，受到知识观念、职事需求的影响，开始运用理性话语深入阐释以往神秘话语难以回答、解决的现实问题，逐渐在与巫史群体的博弈过程中掌握了天道话语权；并因其政治身份与话语权力的优势，在《左传》星占叙事中成为更受关注的主体。《左传》星占的探究，是揭示春秋星占文献生成、推演模式转变、话语权力博弈的核心问题，对于准确理解春秋社会变革、后世帝王政治运作、古代思想文化演进等都有重要影响。

发言人介绍：

余丹，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赋学。在《文艺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求是学刊》《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0余篇。主持北京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基金项目“制礼作乐与唐宋赋体的嬗变”，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高端智库重点研究课题。

第六场

四时=四季吗？：中国古代四时春夏秋冬及其认知

吕传益（湖北社会科学院古天文研究中心）

四时春夏秋冬是中国古代的常见概念。众多文献表明，先秦时期的四时春夏秋冬与四季形式上一致，但内涵上并不完全一一对应。从历法的角度来看，四季只是四时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们存在固定一一对应关系的认识是秦汉寅正历通行后才建立起的，也是秦汉大一统过程中天文历法基本概念内涵发生质变的具体表现之一。很多从事先秦史研究的学者不清楚这一认识，普遍将“四时春夏秋冬”与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直接等同起来。这类做法大多不妥，即使有与实际情形暗合的情况，但还是存在认识上的不足，进而会产生新的误解，有必要予以指出和厘清。

发言人介绍：

吕传益，1985年8月生，湖北广水人，理学博士，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古天文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德国马普科技史研究所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天文学史、中国古代史。近年来，在《自然科学史研究》《社会科学动态》《自然辩证法研究》等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代表作有《汉唐之际的“太白昼见”记录》《张钰哲：永不熄灭的“中国星”》等，主持或参与编写《璇玑玉衡：仪器台站与天文观测》《荆楚文化史·先秦卷》《长江文明通史·科学技术卷》等学术著作多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出版基金、John 和马普科技史所国际合作项目等多项。

西周月相名义考

李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

生霸死霸之名久湮，有汉以降，释霸有朏、月光、月质诸说，学者各执所见，莫衷一是，因于月名考义，持论各殊，遂至古史考年，迄无定论。今考“霸”为月朏至上弦间所生未盛之明，上弦为生霸之极，下弦为死霸之极问道，乃定初吉在朔日，既生霸在上弦日，既望在望日，既死霸在下弦日。而诸名各为其下日张本纪日，如将言朔及以后日，乃以初吉纪之；将言上弦及以后日，乃以既生霸纪之；将言望及以后日，乃以既望纪之；将言下弦及以后日，乃以既死霸纪之。如此，一月中日，无不赅尽。持此月相定点张本之法以考古书器历谱，与王国维“四分月说”所得无差，故此法亦可视作对王说之修订。

发言人介绍：

李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从事天文学与古文献交叉学科研究。硕士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研究方向为天体物理学。在《英国皇家天文月刊》（MNRAS）发表一作论文1篇，获中国科学院院长奖。出版古籍整理专著《放翁乐府笺》，校勘注释北宋名家王禹偁《小畜集》，纳入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

第七场

《尧典》“观象授时”部分的知识传承

——兼论《书》学之三代损益

赵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结合甲骨刻辞及相关天学知识，可知《尧典》中多祖述之内容。其中“观象授时”部分，跨越了漫长历史，经历了多种载体形态（口传、记録、写定、改易）而流传后世。“宾出日”“饯纳日”（测影定方）与四方仲星（昏中星定季）作为“观象授时”的核心内容，共同搭建起了一个时间框架。天学知识与典籍自指时间的一致性，让我们不能否认当时的“记载”通过口传以及相关辅助途径传承了下来，其构成了《尧典》文本（或言知识结构）的之一个层次。甲骨刻辞所载之“出日”“入日”的日祭与二分祭活动，早期中国一直存在，马融、郑玄等注经笺传实由此脉络而来，凡此构成了《尧典》经传的第二个层次。迎春与耕作由立春开始，所以后世以孟春（正月）、以农耕解《尧典》者以此为据，凡此构成了《尧典》经传的第三个层次。三个知识层次看似平面，实则是《书》学“三代损益”的结果。“四方凤”与“四时厥民”的情况近同。四方、四方神名在传解系统中逐渐“农耕化”的过程，同样折射出早期《书》学“三代损益”之轨迹。

发言人介绍：

赵培，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编审。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传世与出土文献，关注与此相关的《尚书》学、早期典籍经典化、经学史及古文字学。曾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2015年秋）。出版专著《之成立》（即出），在《中国语文》《文献》《学术月刊》《清华大学学报》《光明日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多篇文章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载或摘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尚书》经典化研究”，项目编号：），参与多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博士论文《类文献的早期形态及成立之研究》获北京大学2017年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历数将易：《天官书》的文本编撰与司马迁的天人之学

印志远（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以往学术史对于《天官书》的争论多集中于司马迁是否是文本作者这一问题上。从出土文献来看，早期的天文类典籍多以单一型的门类篇章进行流传，至于汉代，这些不同门类的天文文献开始被编纂为复合型的天文文献，而司马迁编纂的《天官书》亦是如此。《天官书》的材料来源杂驳，其融合了甘氏、石氏、唐都、魏鲜、王朔等学者的单一型门类篇章而衍生出新的复合型天文文献。对比早期出土以及传世天文文献，可知早期的天文学说各有各的学术系统，《天官书》构建的天人体系是带有司马迁个人学术意志的一家之言，而这篇一家之言的学术系统影响甚远，其最终遮蔽了其他学派，成为古代天文学说的主流。同时，《天官书》的文本编纂也与汉武帝太初改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密切相关。《天官书》以太初元年为天文记录的分界点，既保留了旧有的天文数据，同时也默认了将来的星占之学。司马迁摹绘的天人系统试图囊括古往今来，其核心目的乃是为后世的哲王建立不易的终极法则。

发言人介绍：

印志远，浙江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历史与文化。曾在《文学评论》《江西社会科学》《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经学文献研究集刊》等刊物上发表论文。

本文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微信公众号，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