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和唐长孺《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小结

读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和唐长孺《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小结

陈先生将《桃花源记》的历史叙述放在刘裕入关灭后秦之时，此刻正处于战争时期，陈先生自然会将坞堡放在战乱的背景下，而忽略了坞堡除却流亡集团所建，躲避战乱外，尚有为朝廷所立防御外敌之用。唐先生认为《桃花源记》所叙述的背景当在和平时期，是百姓为逃避沉重赋役，所创作出来的理想生活。他指出类似于《桃花源记》的多种版本的传说，而这些传说并无涉及到战乱（①刘叔向·异苑：元嘉初武陵蛮人射鹿，入穴，因上梯，豁然开朗，桑果蔚然。 ②雲笈七籖·神仙感遇传：蜀民狩猎，群鹿骇走，追之，但见城市栉比，曰“小成都”。 ③ 庾仲雍·荆州记，湘州记:元嘉武陵蛮人射鹿入石穴，逐之，穴旁有梯，因上，即豁然开朗，别有天日。④ 太平寰宇记·彭州九龙县条引周地图记：元嘉九年，樵人射鹿，进入石穴，问是何所，有人答曰：小成都。）只是显示出百姓向往“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的生活。

关于“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之中所论“秦”是何时。陈先生既已将桃花源背景置于刘裕入关时，便指出真实之桃花源居人先世所避之秦乃苻秦，而非嬴秦。唐先生观察到陶渊明附于《桃花源记》后的一首《桃花源诗》，其开头所云：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认为陶渊明承用汉代以来“过秦”的议论，非实指所谓符秦；又根据其诗通篇无逃避战乱的词眼，便将所避之“乱”归于繁重的赋役，而非兵乱。

桃花源所处之地，历来多有附会。刘裕灭后秦，羊松龄奉左将军朱龄石命前往关中祝贺，而陶渊明与羊松龄有交。陈先生疑其简接或直接得知戴延之等从刘裕入关途中之所闻见，而其途又有“桃原”之地名，便认为《桃花源记》取材于此。唐先生指出：“若故事发生在武陵，假使作者不是完全出于虚构，我们没有理由把它移到北方；假使完全出于虚构，那么东西南北任何一地都可由作者自由指定，没有必要加以考证。”类似于《桃花源记》的有多个版本，既有故事发生在武陵，也有出现于蜀地。陶渊明写这篇文章时，必有所根据，或许其听说的传闻，故事便发生在武陵；也有可能武陵乃虚指。《搜神后记》所载的《桃花源记》有注云：渔人姓黄名道真。唐先生指出黄姓颇有蛮族嫌疑，同时武陵为蛮族聚居地，进一步认为如果这段故事发生在武陵桃花源记，发现异境者是蛮人或者具有蛮族氏姓的渔人，很可能本来是蛮族传说，而蛮族不断受到统治者的剥削压迫，逃入山中，所以其创作出来的此等传说便恰好反映出他们的诉求。

唐先生还通过观察《桃花源记》中百姓的生活方式，揭示出其和避兵集团的坞壁生活是不同的。由宗族部曲所居之坞壁，坞主为更高的领导者，坞主掌握着所占有土地的分配权和流民的人身支配权，流民在获得土地的同时，也承担着赋税和随时作战的任务。而《桃花源记》所描述的百姓完全是自由民，不从属于，隶属于某一个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一副其乐融融的景象，没有丝毫的剥削与压迫。

因此，与陈先生所云《桃花源记》中的百姓是为了逃避（苻）秦乱，聚居桃原或檀山之坞堡生活而有不同看法的唐先生认为，《桃花源记》所写的是那种没有剥削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