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的原始部落”被烧毁，《翁丁》留下佤族人8年的坚守与妥协

2月14日17时40分，沧源佤族自治县勐角民族乡翁丁村老寨发生严重火灾。据@云南发布 2月15日上午消息，翁丁村老寨火灾经全力组织扑救，明火已于2021年2月14日23:15全部扑灭。目前，余火正在清理，起火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纪录片导演刘春雨，曾经花费8年时间，拍摄翁丁相关的纪录片，当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他立刻动身前往翁丁。凹凸镜DOC转发一篇广州国际纪录片节记者采访刘春雨的文章，希望能让大家多了解一些关于翁丁的故事。

《翁丁》海报

影片简介：

2012年初，翁丁村寨在每年新年的“取新火”仪式后，发生了一场火灾。火灾发生后，以寨主为代表的头人们接到了县里的通知，为了安全和发展旅游，当地 *** 决定和旅游公司合作，对翁丁古寨进行改造，重新选址建立一个新村，并让所有的村民都搬离古寨到新村生活，搬迁却遭到了村里的一致反对。

经过8年的抗争，村里大部分的年轻人都选择了妥协。一夜之间人去寨空，只剩下几位老人们还留在古寨中。寨主也因此抱病在床，身体日渐衰弱最后的原始人，他患上的“小脑萎缩”也让他逐渐失去了过去的记忆。

2019年11月，坚守了半个多世纪老寨的寨主，最终带着无法言说的憾痛离开了人世，他的儿子继承了翁丁寨主的位置。他希望能够为家族继续守护着这个百年老寨，即使古寨已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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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请您分享一下《翁丁》这个项目的情况。

翁丁是一个云南佤族的村寨。佤族是一个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直过民族”。2012年，我因为给央视拍片来到这个原始部落，那时翁丁还保留了很完整的信仰体系、知识体系和制度体系，而且这个村寨存在两种宗教形式，听当地文联的一个佤族作家说“翁丁目前是佤族文化保留的最完整的一个地方”。那时听村寨里的人说他们马上要搬走了，因为要发展旅游。他们说了一句话很打动我，“我们马上就要奔向一个新社会了”。我也是有一种直觉吧，感觉这里会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

本来他们预计是2013年搬迁，所以当时拍摄周期计划是一年，结果他们在搬迁过程中一直和旅游公司进行拉锯战，最后到2018年底才开始搬走。他们现在搬去了新村寨，旧村寨已经全部被翻新。翻新之后，村民现在变成了每天打卡上班的工作人员。于是整个村寨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人想要村寨存在，但是已经回不去了，因为佤族的信仰就是如果你搬离了就不能再回去，也因为旅游公司不让他们回去。

还有一种情况，就如同一个神职人员曾说“那边是原始部落，新村是新社会，我愿意在新的环境下生活，满寨子都是红旗，多漂亮”。现在老寨是一片死寂，几户人家，几盏灯，晚上特别安静。以前晚上是鸡鸣狗叫，有时候还会点篝火，还有人唱歌，我有时会坐在寨桩下喝着酒想着之前他们在这打歌的样子，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时代已经彻底变了，改变是席卷式的，即使你住在深山老林，即使你满脸稚嫩，即使你满面皱纹……

刘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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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介绍一下《翁丁》的被摄人物。

我选了两户家庭和一个老人作为主要拍摄对象。一户是寨主一家，因为寨主是整个村子“原始制度”里更高权力者。另一户是喜欢唱歌跳舞的普通村民，当时他和我说是要上星光大道。其实他这么一个很有梦想的人在村里不太受待见，但他为自己的梦想一直在努力，于是就把他作为年轻人的典型。还有一个神职人员，叫摩巴。他在原始社会里地位仅次于寨主，原始宗教里，他是掌握着各个神，对天、对地、对树、对水，他与神对话的人，我看到他，看到了佤族。

2019年11月10日，寨主去世了，我拍了八年的主人公没了。他的儿子成了新寨主，但很苍凉、很悲壮，因为已经没几户人家了。摩巴老人的身体状况也快不行了，所以现在是两个最重要的被摄人物身体状况已经这样了。另外很有梦想的那个年轻人，最后妻离子散，变成一个疯疯癫癫的人。他也成了一名网红，在扮演中国原始部落最后的原始人。每天穿着几片树叶，扮演原始人唱歌跳舞。

刘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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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拍摄了这么多年，《翁丁》拍摄计划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最初是给中央电视台9套纪录频道拍《民族故事》的纪录片，56个民族都要拍，一集一个。我正好是调研到云南佤族，本来想表现这个民族原始的生活方式，当时可能也是一种猎奇的心态。总导演李近朱看了调研报告和片花之后单独找到了我，说这个村子很有意思，怎么还保存着按劳分配的工分制，村民还集体吃大锅饭，希望我拿出半年时间住在那拍摄，把它拍成一个纯粹人类学、民族学的，可以拿到国外去展示的纪录片。我立刻答应了，因为我本身学人类学，而且做纪录片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梦想。可话说完没多久，因为资金断链，整个摄制组解散了。可我已经拍了一点，感觉越拍越有意思，我就决定自己投资筹钱拍摄。

那时候传媒大学、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的老师提供了一些资助项目，让我把项目先启动起来了。结果没想到一拍就是这么多年。但也还好村寨没马上搬，因为有很多故事，比较质感的东西都是在这段时间产生的。

刘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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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翁丁》走到今天，它的整个故事曲线变化，您是觉得超乎预期满意的吗？

是的，当时我感觉超过了我的预期，算是我没有想过的那种程度。结果到了后期剪辑阶段，我遇到了古涛老师，古涛老师的后期制作能力是不用说的，《去大海的路上》《最后的春光》《驯马》几个作品在那呢。当时他只问了几个问题，我仿佛都快石化了。就感觉从电影的角度来说我还缺失一些东西，才感知到那么一点电视和电影的区别，那时我的之一个想法就是赶快去补拍。在后来的接触中，古涛老师亦师亦友，提了很多建议，我觉得这真是《翁丁》的福分，当然也是我的福分。现在我是自己在剪辑，剪辑方法是古涛老师帮忙制定的，到现在的感觉真是受益匪浅。

刘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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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的拍摄，您应该无法一直生活在村寨里，想了解一下拍摄方式。

原本有人想投资《翁丁》，但是我拒绝了。这件事我没和其他人说，包括当时的制片。因为如果拿了别人的钱，可能就要拍出别人要的东西。我觉得《翁丁》应该是纯粹的一个作品，不能是个宣传片，所以后来宁可自己花钱，也不想去迎合别的东西，怕它会变四不像，当然代价也在那。

我最长在翁丁连续住了7个月，过了两个春节，其他时间是隔一个月去一次，每次呆一个月左右。后来时间变短了，当时回到家的目的就是做一些媒体片或者广告来赚钱，毕竟还得活着。

我和《翁丁》的主人公是建立了信任关系的，他们有事情会打 *** 叫我去拍。我拍的年轻人现在是网红了，网上随处可以看到。当时他在广州打工半年回到翁丁时，他说老婆有外遇了，要和他离婚，让我来翁丁，希望我能劝两句。其实我也知道这是徒劳的，我没想到的是，事情开始出现了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走向，他很神奇地把拐走他老婆的男人的老婆找到了，然后，两人开始谈恋爱。

编剧才能想到的事，现实中真实上演了，就这么给你了，你懵也好，傻也好，承认吧，这就是现实，纪录片的魅力。

最后其实他们也没能在一起，因为女方说宁愿在浙江打工一辈子，也不想再回到云南。当然主人公很失望，开始酗酒、摔瓶子、骂人、砸电视。还去红灯区找 *** 。当时就在农贸市场旁边一个红灯区，我问他这个部分能拍吗？他说可以拍，有什么不能拍的？我又没有对不起这世界……

刘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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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佤族人相处的过程中，您有什么感悟可以分享一下吗？

他们对天、对地、对树的认识、对水的认识，和我们完全不一样，人生观和世界观都和我们不太一样，但是感觉非常美好。当时搬迁祭祀的时候，他们说要搬到有蛇的地方，因为有蛇的地方，有水源，而且水也好。他们有自己的那种和自然万物的古老的相处方式，如果你仔细想一下会发现，呦，这不就是我们正在提倡的吗？

其实拍摄的8年里，我一直不知道人物在说什么。当有了翻译之后，我才知道，当时一些村民其实是看着摄像机说：“怎么这个人像傻子一样，听不懂我们佤族人说话，还这么多年一直在这，这是有多傻，你看，他还在那笑”。

到现在，这些佤语被翻译出来了。翻译是翁丁的一个小女孩，她翻译的时候自己也是又哭又笑的，她知道她这个民族发生了什么。

佤族人说话是很有诗性的，后来的剪辑让我很兴奋。

佤族人表达很多都是用借物抒情的形式，情感都是用看得见的东西来表达的，“树叶黄了的时候，我们就该去收谷子了。”“天上的鸟飞过的时候，后面会跟着一群鸟，那时候我们的孩子也要回来了。”“当我看到太阳的时候，如果旁边还有月亮，如果你也看到了，那你应该来到我的茅草房前了，只要你跨过我种的这棵树，那么以后就不要离开了，因为这就是你以后的家。”

我要求翻译都用直译，不要去改变他们说的东西。比如他们说“从太阳落到这山尖尖的时候”，翻译可能会翻成“夕阳西下”，我很拒绝这样的表达。“太阳落到山尖尖的时候，西边马上就要有牛 *** 了，牛要回到家了。”多好啊，这就是天赐的，这是他们自己日常生活积累出来的东西。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对自然的认知，对万物的情感，自己的文化表情都在里面，谁能不感动呢？

刘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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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这8年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态度去记录的，您的感触是否影响到了您影像语言的表达？

8年，刚开始我不敢看素材，因为镜头背后就是我自己三十岁的这十年，我看起来最牛逼也最操蛋的十年。我拍的镜头后来越来越长，越来越能感觉到人物说完话之后的情感表达。对人物比较了解之后，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我觉得这几年听不懂他们说话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们的表达特别 *** 。如果他们觉得我能听懂，那在我面前可能会有所掩饰。虽然我已经融入了他们的生活，寨主也说我就是翁丁人，但是我认为毕竟我不是这个民族的人，我介入太深，其实对他们影响很大。我明白自己本身也是一个闯入者，和那些游客没什么区别，这个摄像机也是一个闯入者，对他们来说，我们都是改变他们的人。我这个“外来人”的身份是永远改变不了的。

刘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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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刚刚说这部片改变了您对纪录片的看法，是什么改变了？

以前我是做媒体片的，对纪录片的认识比较局限。虽然看了一些片，但那时并没有看懂。比如七八年前看段锦川老师的《八廓南街16号》，我现在看感觉完全不一样，直到现在我才感觉到人物的情绪表达，那种细腻又饱满的情感。所以我觉得我二十多岁那时候虽然在做纪录片了，其实并不适合做纪录片，因为你对人情世故还没有那么了解的时候，你不知道人物的自己情绪和情感，你拍完自己都看不出来这个画面的张力到底在哪里。现在让我拍一个人的话，我绝对不会像七八年前那么拍。

要说具体区别，一是镜头语言表达方式不一样，二是对人物的构建肯定也不一样。以前拍的片里，话比较多，现在拍的画面内容里，人物说的比较少，但是情绪表达更细腻更强烈。尽量用画面去表达一切，我想未来可以做一个无对白的电影，当画面可以表达一切的时候，那其实不需要说出来。

刘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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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以什么作为《翁丁》拍摄的结束节点？是搬迁吗？主人公翁丁寨主的去世对您的项目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2018年底他们搬迁后我又拍了两年。因为搬迁之后，他们“走进新社会”后的新生活才刚开始，搬走的被摄人物要如何面对新生活，包括信仰的转变，镜头里留下来抗争的人命运如何，这个三百年的老寨命运如何，我觉得都很重要，要继续拍。

2019年底，寨主在写着“寨主家”的房子被拆除后的第6天就去世了，他去世前的那段时间，寨主一直喊着“妈妈”，我拍的很难受，感觉这个世上带你来的是妈妈，可能最后带走也是妈妈。

这片子的结尾其实不是搬迁，是人命运最后的定格。

主人公的命运里，寨主的人生已经画成了一个句号，透过寨主也看到了另一个主人公祭司“大摩巴”的未来。网红青年最后的命运是“活着”，他后来处在一个疯疯癫癫的状态。其实他不疯癫，是表现出的那种疯癫。我感觉是那种“你们看我疯，我看你们才是疯子”的那种感觉，这是他的人生。

这部作品结尾会体现出几个关键词。对寨主来说是“命运”的安排，第6代寨主，赶上了看起来是一个家族一个村庄的转变，其实是一个时代的改变。对于网红青年来说，他就是“活着”。对这个民族来说，他们的关键词我感觉是“挽留”、“诀别”。中国的民族文化留存更好的地方是村落，也是民族文化保留的基本单位，翁丁部落是中国佤族最后一个从原始部落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村寨。对于他们族人来说，翁丁是一份挽留，同时也是一份决别。

刘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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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片中是否指涉了传统和现代的对立，您是否有在作品里表达自己一定的态度呢？

片子里佤族老人曾问他的后人“我们这些老人去世后有谁能来继承这个民族”，无人响应，没人学这些传统的东西了。曾经他们有自己的佤族文化传习所，里面在讲佤族是什么，佤族来源是什么，我们是谁，可后来讲的是佤族是中国的佤族，现在的生活先要感谢谁，再说要感谢我们佤族的神，所以在这8年里，他们的改变是潜移默化的。寨主一去世，将来大摩巴一去世，他们掌管的所有佤族骨子里的东西就没了。所以说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是变，不然无法进步，但最怕的可能也是变，基因变了。变与不变之间最重要的是免疫力。就像人有免疫力了，不怕风吹雨打，没有免疫力了，只能换个环境去“活着”，顺应的去“活着”。

我们的翻译是翁丁寨主的孙女，她告诉我同辈的年轻人中已经没有人对自己的文化了解了。翁丁已经是他们整个民族文化保护最完整的地方了，如果翁丁一些东西没有了，那么谁还有。她说就只能靠我们来记录了。所以很多变与不变的东西，这片子里不用说都已经能感觉到了，一辆车就那么一直往前走，看到的东西永远是新的，即使停下来了，那也是新的环境，何况这车是停不下来的呢。

我老师的父亲曾拍过1958年的佤族，那是中国的最早的民族影像，还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复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拍的纪录片。这些片子里展示了当时佤族的生产生活方式、祭祀、婚丧嫁娶等等，和我见到的2012年的翁丁简直一模一样。当初给做翻译的女孩看这些老影像的时候，她甚至还以为1958年的版本是我2012年拍的翁丁。后来我问她现在的翁丁老寨和新寨有什么区别？她说老寨和新寨相距还不到一公里，但是看起来就是两个世界。

我一个朋友曾说，即使未来这个纪录片获得再多奖项，他相信多年之后，这个影片的素材远比成片珍贵。一些佤族典型的文化符号以后只能在影像里了，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1958年的佤族影像。

刘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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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之前也说过“文化的发展，文明的更替，其实背后都是一声叹息”。新事物发展，旧事物消亡，您如何去看待新对旧的取代，它们之间是不是有这样调和共存的可能？

我2007年开始拍纪录片，中间还有一段时间跑去公益组织了，来云南做NGO，做乡村生计发展和民族文化传承。当时做了很多努力，最后发现你改变不了任何东西，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它真实记录下来。

你认为好的东西，有可能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被淘汰掉。就像一个人，经过社会历练后再回望自己小时候，或者即将终老的人回望自己年轻时如何走向社会，如何对自己喜欢的女孩说“我喜欢你”，如何看到自己的孩子出生，你回望自己一生的时候，你肯定是很有感触的。就像古涛老师说的，我们就把翁丁当成一个人来看待，你记录的就是它从青少年到谈恋爱到分手一直到最后去世的这么一个过程。翁丁就是这样的人，她遭遇了很多，她有自己的子女和族人，她的孩子们长大了，互相观点不同。孩子一旦长大，成人就控制不了了，最后你也终将老去。但是你能做的，就是让他们长大。

刘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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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之前提到过说“翁丁比作围城”，您为什么会做这个比喻呢？

这个话其实是游客说的。我拍到游客和网红青年在村寨的一次对话，游客对网红青年说“你们现在怎么还有新村了，变成这样了？”网红青年说“我们也喜欢像你们汉族人一样住小洋楼啊。”游客说“我千里迢迢从内蒙古来这里就是看你们原始的样子，但是你们却向往我们那样的生活，真的很可惜”。网红青年说“我们也不能一直这么穷下去啊“，然后游客听完比较失望地对我说“这就是个围城。里面的人想出来，外面人想进去。”网红青年就笑了。他这个笑，我认为很意味深长。因为他就是守着这个穷地方，好不容易他出去打工赚了点钱回来，老婆却跟别人跑了，最后两个女儿也去广州打工了，他是妻离子也散，家破人未亡，剩下的也就是“活着”，我认为围城这个概念还挺符合他们的。一个族群开放之后，看到外面的世界，他们自己就会变。你不往前走，你就会被社会所抛弃，没办法，所有的东西都是被推着的。

刘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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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部分还想问最后一个问题，拍摄过程当中您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个人的话就是资金，一直在找资金，有时候确实也错过很多东西，包括2018年的时候我在中国国际电视台去非洲拍摄的时候，有将近小半年时间没拍到翁丁，只能找其他摄影师代替拍；2016年回到央视拍《长征》的时候也是错过了一年，没办法，生活所迫。你不想拿别人的钱去改变一些初衷的东西，那自己就要付出这个代价。目前这个片子我只能自己剪，我感觉这就是我的宿命，你指望别人给你剪辑的时候，你就得遵从别人的意愿。古涛老师曾经说过“其实这片子你自己剪更好了”。目前这个项目就我一个人在奋斗了，我也希望现在能有一个专业的制片能帮着做一些事，我把云南的房子卖了，虽然资金不是很充裕，但是应该能挺到定剪。以后的以后，就看我的命了，就像翻译说的，以后得看你的命和翁丁的命。

刘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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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一直支撑着您走到今天，走了这么长的一条路？

就想有一个作品。这部片子我32岁开始拍， 现在都40了。原央视副台长高峰老师曾对我说：“三十岁，一个男人一辈子更好的时光，你就做了这么一件事？”

有些东西你选择了就得做到底，你只能往前走，没办法。这片子我是一定要做成的，不然我对我这十年无法交代。

刘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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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丁》预计何时完成，您计划《翁丁》走什么播出渠道呢？

现在在后期制作，还是初剪阶段，现在在按古涛老师推荐的方法在做剪辑，古涛老师的要求在那放着呢，成片还要等一段时间。

这片子的未来是电影节还是院线，这些现在还没想过，我自己也没什么渠道，先专注把片子做好吧。就像古老师说的，现在其他事情都不重要，如果片子无法完成，那你就等于什么都没做。

其他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们在2019年参与“新鲜提案”后，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选片人说一旦这片子完成，他直接邀请我们参加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当时我们所有人都懵了，这个印象太深了，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这个电影必须做完。

刘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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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丁》已经参加了哪些提案和创投活动？

国内提案就参加了3个：新鲜提案、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 CNEX。参加完之后就开始专注后期制作了，也没时间去参加别的。国外参加了Hot Docs，是他们找到我们的。我所有的朋友都说我要飞过去加拿大参加这个提案，后来想了想，这笔路费应该放到后期制作里。虽然是个好机会，但是也想到提案也不一定会有多大收获，所以最后还是没准备去。后来疫情的原因，那边说可以线上提案，我当时就“哇，命运呐”。

刘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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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Hot Docs线上提案有什么感受？

感受很大，当时找的朋友帮忙参加提案，因为我自己外语能力有限，而且又这么重要，听朋友说圣丹斯电影节也主动来找我们了，这真是我最想听到的消息，线上提案过程中瑞士尼翁真实电影节和我们聊得最长，还有美国纪录片协会。其他的我们都是被选的，也被邀请参加一些国外的提案和创投。虽然参加提案肯定会有收获，但是从资金的角度来讲，现在的资金一定要计划性去开支。首先必须保证片子完成，这是之一位的，所以现在重心都在这，全情投入在创作中。

刘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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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丁》参加了这么多提案，您有什么经验和想参加提案的创作者分享吗？

不管是创投或提案，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独立影像工作者的之一步，因为这些场合里是真的只看片子。创作者有很大的机会，是很大的机遇，而且可以认识很多人给你一些很好的建议。这些评委都来自各个电影节和发行商，有着丰富经验，一起在这里交流，真的很棒。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没有入围的创作者还是会去参加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去CNEX、去新鲜提案，就是因为会认识一些人，会有各种论坛，有很多好的分享。因为你要从事这个行业的话，肯定要了解行业最新动态。在这里也能认识一些国外的策展人，说不定你的作品可以直通电影节。这些对作品来说都是很重要机遇，对个人来说也是很大的鼓励，也能从中认识到自己不足的地方。参加提案真的很重要，如果没有这些提案，我们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决心去把《翁丁》做好。

刘春雨

采访：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