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与《桃花源记》

​《桃花源记》笔记

行书，郑燮书，乾隆十四年（1749年）作。

《桃花源记》赏析

【作者介绍】

陶渊明(365──427)，一名潜，字元亮，东晋浔阳柴桑(现在江西省九江市西南)人。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之一。他的曾祖陶侃(kǎn)做过晋朝的大司马，祖父和父亲也做过太守一类的官，到陶渊明时，家境破落。他自幼博览群书，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但处在动乱社会，很难有所作为。他喜爱山水，不慕荣利，为了养家，做过祭酒、参军等小官。41岁时任彭泽令，仅80余天，以“不为五斗米折腰”为由离职，从此过着“躬耕自资”的隐居生活，直到去世。著有《陶渊明集》。

陶诗约存120首，文10余篇，内容多描写农村生活，表现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他热爱田园生活，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思想感情，构思奇特，语言清新，质朴自然，个性鲜明，具有独特风格，对我国诗歌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

【解题】

《桃花源记》是《桃花源诗并记》的组成部分，写作年代大约是南朝宋永初二年(公元421)，这时陶渊明已经57岁了。他拒绝同刘裕的宋政权合作，不满黑暗的政治现实，同时又由于他长期和农民接近，理解他们追求理想社会的愿望，所以写了这篇记和诗。记和诗内容一致，但重点和表现手法不同。文章全用客观的记叙方法，虚构了一些人物和情节，而诗则直接表达了作者对桃花源这个美好淳朴的理想社会的向往，以记叙为主，融叙事、写景、抒情、议论于一炉。由于本文的创作，后来就用“世外桃源”比喻理想中的生活安乐的地方，或与外界隔绝，脱离现实斗争的幻想境界。在人类发展史上，“桃花源”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理想国度的蓝图之一。

【注评】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 晋：这里指东晋(公元317──420年)。太元：东晋孝武帝(司马曜)的年号(公元376──396年)。武陵：郡名，现在湖南省常德市一带。捕鱼为业：以打鱼为职业。为：动词，作为。○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缘：顺着，沿着。溪：(一条)小河。行：行进，这里指划船前进。忘路之远近：忘记了路程的远近。之：助词，的。○交代桃花源发现起因。“忘路之远近”。预示进入奇境，又为下文“处处志之”、“遂迷，不复得路伏笔。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忽：忽然，突然。逢：遇到，碰到。夹岸溪的两岸。数百步：这里指在几百步远近的范围之内。落英：落下的花瓣。一说指初开的花。缤纷：叠韵联绵字，用来比喻多，纷繁杂乱的样子，这里是纷纷扬扬的样子。○写境界之异。“忽逢”表明无意中发现。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甚异之：对这种景象感到很惊异。甚：副词，很。异：动词的意动用法，“以……为异”。之：代词，指以上所叙景象。复：副词，又，再。前行：向前走。欲：想，要，想要。穷：动词，彻底弄清。其林：那桃林。其：代词，指桃花林。○渔人因惊异而寻根问底，引出下文更异之境。

写武陵人无意中进入通往桃花源的路，交代时间、地点、人物、事件。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 林尽水源：桃花林在溪水发源的地方就没有了。得：获得，得到，见到，这里可译为“发现”。一山：一座山。仿佛：双声联绵字，似乎。若：副词，常用在动词或动词结构之前，表示所叙事实大体如此。可译为“好像…一(似的)”。○穷林而得山，山又有口，步步引人入胜。便舍(shě)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hu6)然开朗。 便：副词，就。舍：旗弃，扔下。初：副词，表示时间，开始时。才通人：仅容一个人通过。才：副词，刚刚(能够)。豁然开朗：一下子现出开阔明朗的境界。○跨入一个新的天地。土地平旷(kuàng)，屋舍(sh色)俨(yǎn)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qiānm6)交通，鸡犬相闻。平旷：平坦宽阔。旷：空阔，宽广。俨然：整齐的样子。属：类。阡陌：田间小路。交通：交错连通。鸡犬相闻：(村落间)能听见鸡鸣狗叫的声音。○写桃花源里田园风貌，一派富足宁静景象。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xī)如外人，黄发垂髫(tiá0)，并怡(yí)然自乐。其中：那里面的人。往来；来来往往。种作：耕种劳作。衣着：指身上的穿戴。悉：副词，完全，尽。如外人：和外面的人一样。黄发垂髫：老人和小孩。黄发：指老人，旧说老人发由白转黄，是长寿的特征，所以用以指代老人。垂髫：小孩垂下的头发，用以指代小孩。并副词，表示不同对象都发出同一动作，可译为“都”、“全都”。怡然，安闲愉快的样子。○写桃花源中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活气氛。

写渔人进入桃花源，见到一片充满安宁和乐的生活环境。理想境界的生活图景与现实社会的黑暗形成强烈对比。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 乃：副词，就所从来：从何而来，从何处来到这里。名词性结构。具答之(渔人)全都回答了他们。主语渔人承前省。之：代词，指桃花源中人。便要(yao)还家，设酒杀鸡作食。要“邀”的同音假借，邀请。作食：做饭。○渔人与桃花源中人相见。村中闻有此人，成来问讯。闻：听说。此人：指武陵人。成：都。问讯：打听消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shuài)妻子邑(yi)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sui)与夕人间隔。自：自己，桃花源中人。云：说。先世：前代祖先。避秦时乱：意思是在秦代时候为躲避战乱。率：带领。妻子：老婆孩子。妻：妻子。子：孩子。邑人：同村的人，乡亲。绝境：与人世隔绝的地方。不复出焉：不再离开这里。复副词，再。焉：代词，这里。遂：副词，便，就，于是。间隔：间离，隔绝，不通消息。○桃花源中人自述入山原委“避秦时乱”影射现实。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问今是何世：(桃花源中人)问渔人现在外界是什么韩代。今：现在。何世：什么朝代。世：朝代。乃：副词，竟有“意外”的意思。不知有汉：不知道有过汉朝。无论：不要说，更不必说。魏晋：魏朝和晋朝。○五百年朝代更替全然不知，真是目空今古。此人一一为(wèi)具言所闻，皆叹惋(wǎn)。此人：指渔人。为：介词，向。具言所闻：把所知道的全都讲出来。皆：都。叹惋：叹惜。○叹惋外界屡遭世乱。衬托世外天地的安乐。馀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馀人：村里其他的人。复；又。延：邀请，引导。皆出酒食：都摆出酒肉饭菜招待。○桃花源中人，家家都很好客。停数日，辞去，停数日：停留了几天。辞去：(渔人)向桃花源中人告辞离别。句中主语承前省。此中人语(yǜ)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此中人：指桃花源中人。语：动词，告诉。云：动词，说。不足：不值得，不必。为：介词，跟，向。外人：外面的人。○叮咛不要向外界传扬，为下文重寻不见、与世永隔伏笔。

通过问讯、款待和嘱告，写出了桃花源中人的淳朴和真挚，并借其“避秦时乱”的来历，影射当时晋宋易代之乱。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 既出，出来以后。既：副词，已经，表示“出”的动作已经完成。得其船：找到他的船。其：代词，他(渔人)的。扶：划。向路：来时的路线。志之：记下沿路的标志。志：记，作标记。及郡下，诣(yì)太守，说如此。 及郡下：到了(武陵)郡城内。及：到。、诣：到，往。太守：一郡行政的更高长官。如此：这里指上述渔人的一切见闻。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即：副词，表示前后两件事紧紧衔接，就，马上。遣：派遣。其：代词，他，指渔人。所志：“所”与动词“志”组成名词性短语，指以前留下的标记。遂迷：竟迷失了方向。不复得路：再也找不到（原来的）路了。○太守欲问津而不得。南阳刘子骥(jì)，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南阳：郡名，现在河南省南阳市。刘子骥：名骥之，《晋书》本传说他“好游山泽，高尚不仕”。高尚士：志趣高尚的人。闻之：知道这件事。欣然：高兴的样子。规：计划，打算。未果：没有实现。果：结果，实现。寻病终，不久因病而死。寻：副词，不久。终：死。○刘子骥欲问津而不果。后遂无问津者。后：后来。遂：便。问津者：问路的入。问：“访求”的意思。津：本指渡口，这里指通往桃花源的路径。

写自渔人离开桃花源后再也找不到它了。表明桃源虽好，终是幻境。

桃花源记 东晋 陶渊明（译文）

东晋太元年间，武陵郡有一个以捕鱼为业的人。（有一天）他沿着溪流划船，忘记了路程的远近。忽然遇到（一片）桃花林，生长在溪的两岸，长达几百步，中间没有其它的树。（这里的）花草鲜艳美丽，飘落的花瓣繁多而纷乱。他（对桃花林的景色）十分诧异。继续前走，想要走到林子的尽头。

桃林在溪水发源的地方就没有了，（紧接着）出现一座山。山上有个小洞口，看到（洞里）隐隐约约有点光亮。（渔人）于是下船，从洞口进入。起初，洞非常狭窄，仅容一个人通过。又走了几十步，突然（变得）宽阔明亮了。（这里）土地平坦宽阔，一排排整齐的屋舍，有肥沃的田地、美丽的池塘，桑树竹林之类。田间小路纵横交错，（村落间）互相都能听见鸡鸣狗叫的声音。人们在田里来来往往，耕种劳作，男女的穿着打扮跟桃源外面的人完全一样，老人和孩子们个个都安闲而快乐。

（ 那里的人）见了渔人，十分惊讶，问（渔人)从哪里来，（渔人）详细地回答了他们。（便有人）邀请（渔人）到自己家里去，摆酒杀鸡做饭（来款待他）。村里的其他人听说有这样一个人，都来打听消息。他们自己说他们的祖先为了躲避秦朝的战乱，带领妻子和儿女及同乡的人来到这与世隔绝的地方，再也没有出去，于是就与外面的人断绝了来往。（桃花源人）问现在是什么朝代，竟然不知道有过汉朝，更不用说魏，晋两朝了。渔人把他听到的事都一一详细地告诉了他们，（他们听了）都感慨叹惋。其余的人又各自邀请（渔人）到自己家中，都拿出酒和食物来（款待他）。（渔人）停留了几天，就告别离开了。（临别时）桃花源里的人嘱咐他说：“（我们这个地方）不值得与外面的人说啊。”

（渔人）出桃花源后，找到他的船，就沿着以前的路回去，（一路上）到处做标记。到了郡城下（武陵郡城），拜见了太守，述说了在桃花源的所见所闻。太守立即派人跟他去，寻找先前所做的标记，终于还是迷失了方向，再也没找到（通往桃花源的）路。

南阳的刘子骥，是个志向高洁的隐士。听说了这件事，高兴地计划要去（探访桃花源）。还没有实现，不久就因病去世（而结束寻找）。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探求（桃花源）了。

一.文学常识

陶渊明，字元亮，名潜，谥号靖节，自号五柳先生。东晋诗人，开创了田园诗体，之一位田园诗人，代表作《归去来兮辞》《陶渊明集》《饮酒》等。本文原是《桃花源诗》的序言。记，古代的一种文体。多用来记载事物，有的作者还会在记载事物的同时发一些议论或感慨。

二.字词

通假字：具：通俱，全，都；要：通邀，邀请；

舍便舍船：舍弃；寻寻向所志：寻找；志寻向所志：标记；乃乃大惊：竟然；

屋舍俨然：房屋；寻病终：不久；处处志之：做标记；乃不知有汉：竟然；

1.世外桃源：原指与现实社会隔绝、生活安乐的理想境界。后亦指环境幽静生活安逸的地方。亦指幻想中的美好世界。

2.豁然开朗：形容开阔明亮的样子。也形容开阔而通达的样子或经过思考后一下子明白了。

3.世外桃源：原指与现实社会隔绝、生活安乐的理想境界。后亦指环境清幽、生活安逸的地方。

4.无人问津：原指没有问通往桃花源路的人了。现比喻没有人再来探问价格或者情况。

5.怡然自乐：形容和悦而自得其乐。

6.落英缤纷：落花繁多而杂乱的样子。

7.鸡犬相闻：鸡鸣狗吠的声音都能听到，指人烟稠密。

三.课文内容

本文以渔人进出桃花园的行踪为线索，以时间先后为顺序。

之一部分（1）:写渔人捕鱼时偶然发现桃花林的经过。（发现桃花林）

第二部分（2-3）：写渔人进入桃花源，在桃源人家里做客及辞去的经过。（访问桃花源）

第三部分（4）：写渔人离开桃源后，太守派人先后探访桃源未果的情形（离开桃花源→寻找桃花源）

四.特殊句式

判断句：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省略句：山有小口便舍船，从口入

五．重点问题分析

1.作者是怎样描写桃花林的自然景色的?作用是？

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这段的景物描写带有神秘色彩，暗示将会出现奇迹，为渔人进入桃花源渲染了气氛，也为写桃花源的美好作了铺垫。

2.作者是怎样描写桃花源的自然环境的?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自然景象：生活环境优美宁静）

3.作者是怎样描写桃花源的生活情况的?

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社会景象：生活安乐幸福）

4.桃源人见渔人为什么“乃大惊”？

写出桃源人对陌生人的惊异，显示桃源与世隔绝的久远。

5.找出第三段描写桃花源中人淳朴的社会风尚（热情好客）的语句?

①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②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③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

6.渔人一一为具言所闻，桃花源中人为什么“皆叹惋”？

①为桃花源外的世界如此动乱、黑暗而叹惋；②为桃花源外的人没有过上安定、和平的生活而叹惋；3.为世事变迁，朝代更替而叹惋。

7.“不复出焉”的原因是什么？

①桃源人安居乐业；②反映了他们饱受战乱之苦，对外界战乱抱“厌而远之”的态度。

8.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原因是什么?

①害怕桃源以外的人知道这个地方，而来扰乱，破坏他们的平等、和平、安宁的生活；②也为下文再寻桃花源而不得埋下伏笔。

9.第四段渔人出桃花源时,“处处志之”,为什么再往时,“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刘子骥再寻,“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是否矛盾？

不矛盾。①文章开头讲到“忘路之远近”。可见路途遥远，标志失落，是可能的；②作者这样写的目的是使人觉得桃花源是一个似有而无、似真而幻的所在，暗示桃花源是虚构的境界；③同时增加文章的神秘色彩。

10.本文是如何安排详略的呢？这样安排有是为什么呢？

课文第②、③段详写了桃花源中宁静的生活环境和淳朴的社会风尚。作者把这一部分作为本文的重点加以详写，形象生动地描绘了他理想的社会画卷。反映广大人民向往安定、幸福生活愿望，是文章的重点所在，所以中间部分要详写。文章第①、④段写得简略，是因为故事的开头、结尾，只和故事的传奇性有关。

12.桃花源是一个怎样的社会?

是个景色优美，土地肥沃，资源丰富，风俗淳朴，没有战乱,没有压迫,社会平等,和平安宁的社会。

13.作者为什么要虚构这样一个理想社会?

作者借此来表明对黑暗世界的不满和批判，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也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厌恶战争的情绪和追求和平劳动生活的愿望。

14.我们今天应当怎么评价？

这理想是与作者所处的现实社会相对照的，是作者对理想社会的强烈追求，含蓄地表达了他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渴望摆脱剥削、压迫，追求幸福、安定生活的美好愿望，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它只是一种空想。

15.桃花源的美丽欢乐令人神往，桃花源的离奇神秘更是引人入胜。那么，桃源“奇”在何处呢？请你以“奇，那是因为”的句式阐述一下自己的认识，要尽量用原文的句子回答。

1.桃林奇，因为“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2.山洞奇，因为“仿佛若有光”，且形状奇特，“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3.人奇，因为“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见渔人，乃大惊”“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4.渔人的行踪奇，那是因为渔人“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太守竟然“寻向所志，不复得路”，名人探访，竟然“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陶渊明的诗酒人生

陶诗是古今诗坛上的一朵奇葩。在陶渊明的诗中，处处散发着田园恬静清新的气息。自从钟嵘在《诗品》中把陶渊明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后，陶渊明的名气一代胜于一代，更被鲁迅先生推崇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头等人物”。陶渊明在诗中用大量篇幅描写田园景致的同时，很多笔墨都触及到酒。可以这样说，除了少数几篇诗文外，几乎每首诗仿佛都能闻到一股酒的芬芳。陶渊明是否天生贪杯无从查考，但他之所以深潜于酒中，至少与内心的隐痛不无关系。他目睹社会政治的黑暗，而自身又壮志难酬，或许只有酒才是他抛开现实忘却内心苦闷的惟一排谴方式。陶渊明年轻时做过祭酒、参军、县令之类的小官，每次出仕时间都极短。最后一次是四十一岁时出任彭泽令，在任时间也只有短短的八十余天。诚然，陶渊明热爱山水，钟情田园，这在诗中每有提及，但他绝不是胸无大志，天生热衷隐逸之人。相反，陶渊明年轻时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想干一番济苍生的大事业，只是现实的险恶使他的理想破灭，这在好几首诗中都有佐证。即使到了晚年，他的内心深处也仍是骚动不安，并为岁月蹉跎而痛惜。如他五十岁时作的一首《杂诗》中抒发道：“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

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夜永。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彻晓不能静。”如果不了解陶渊明的生平，或者没有通读过他的诗文，那么仅凭几首耳熟能详的田园诗，肯定会误以为陶渊明生活得悠然自得。其实恰恰相反，除了年轻时还勉强可以糊口外，陶渊明一生极其潦倒，特别是晚年，简直到了需要乞讨施舍的地步。陶渊明出身没落的仕宦之家，虽然上代做过官，但当他出生时，家道已经衰落。待步入中年，陶渊明不得不亲自耕种家里的几亩薄田，以维持生计。这情景在好几首诗中都有生动的记述，其中在《丙辰岁八月中于下田舍获》一首诗中，描绘劳动的艰辛和收获时的兴奋之情跃然在目：“贫居依稼穑，戮力东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司田眷有秋，寄声与我谐。饥者欢初饱，束带候鸡鸣……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日余作此来，三四星火颓。姿年渐已老，其事未云乖。遥谢荷锄翁，聊得从吾栖。”陶渊明悠闲的生活随着自身的年老体衰而彻底结束。五十岁后，陶渊明生活得越来越窘迫，常常整天饿着肚子，白天盼望夜晚早点到来，到了晚上又指望快点天亮，夏天穿着冬天的衣裳，冬天又披着夏天的薄衣。这在《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这首诗中可见一斑：“……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

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陶渊明所处的时代，社会动荡，战乱不断，放眼望去，充斥整个官场的要么是狼心狗肺的贪酷之徒，要么就是奴颜婢膝的 *** 之辈。陶渊明本不屑与之为伍，但又为饥寒所驱，为了生存，不得不数次违心地辱没自己，为五斗米去折腰，这在多首诗中得到反映，如《饮酒二十首》中写道：“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迴且长，风波阻中途。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余。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陶渊明尽管生活困顿，但对自己几次短暂的出仕经历深感羞愧。到了晚年，即使每天挨饿，连最起码的粗茶淡饭也不可得，当然更甭说他最钟爱的下酒菜鸡肉了，但当有人劝他出来做官时，他却婉转而坚定地予以拒绝。他在《咏贫士》一首中叹道：“袁安困积雪，邈然不可干。阮公见钱入，即日弃其官。刍藁有常温，采莒足朝餐。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至德冠邦闾，清节映西关。”陶诗总体给人以质朴平和的感觉，但亦有几首激昂慷慨之作，最有代表性的当是《咏荆轲》一篇，读来让人血脉贲张：“……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

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陶渊明活了六十三年，这在当时寿命并不算短。公元四二七年，他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在去世前两个月，他专门为自己写下了三首挽歌。在这三首挽歌中，诗人似乎对这个世界既没有爱，亦没有多少恨，完全是在一种非常超脱豁达的心境下写下的。不过细细品味，却在字里行间完全可以触摸到埋藏在诗人心底的无限酸楚。我很喜爱诵读这三首挽诗，让我们一起欣赏其中的一首，并作为本文的结尾：“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陶渊明与苏轼的相似处

陶渊明出宦海而归南山,是因为自己厌恶官场的黑暗与腐败,他想要一个“干净”的自己,他对官场的“规则”有着自己的要求,要求自己两袖清风,也要求别人和自己一样.可是他的意志毕竟无法端正其他同僚的行为.所以他选择绝宦海而生南山.

苏轼夜游承天寺是因为自己的政治主张没有被执权者采纳,而且自己在朝堂的地位也受到了对立党派的排挤和打压.所以自己不得不抱着怀才不遇的惆怅,被逼无奈的离开自己欲大展宏图的官场.

归结起来：陶渊明的离开是毅然决然的,而苏轼是心有不甘的无奈之举；陶的离开是因为自己的正确的“强求”,而苏的离开则是做好了自己,别人如何那是别人的事,他显得比较“随和”.

虽然苏陶二人都闲居于朝堂之外,但出发点是不同的.陶的闲居是一种主动寻求到的“出路”,幽幽南山是他余生的舞台,而苏轼的闲居却是被动的“退路”,承天寺只是他命途中的一座“驿站”.

东坡与陶渊明所处的时代不同. 苏东坡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那个时代是中国历史言论最为自由的时代,王安石变法也好,司马光废法也罢,他们都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为了富国强兵、人民安居乐业.苏东坡虽和他们的政治观点时不相容,但他毕竟胸怀一颗激荡挚诚的心,一腔凌云冲天的志气,一身熊熊燃烧的激情,一种积极进取的希望.所以即使他宦海沉浮不定,仕途艰难险恶,也不会穿上衲衣,离开仕途,远离尘世.即使归隐田园,他也总是一脚走进隐逸的山水,一脚还留在他热爱的人间.

而比起苏东坡所处的时代,陶渊明则显得不幸得多.他生活在东晋后期,统治者篡弑频繁,杀戮成性,贵族腐败,门阀制度森严,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政治极为黑暗.当时黑暗的现实已经逼出了像阮籍、嵇康这些放浪形骸的“竹林七贤”, 陶渊明同样身遭门阀制度的排挤.处在那样的时代,无论他怎样的少年好学和知识渊博,也无论他所写的诗、赋、文如何出色,都无法施展他的政治抱负.这就是陶渊明仕途不通的原因,也是陶渊明以决绝的态度,远离尘世的社会根源.

苏东坡与陶渊明的典型意义不同.苏东坡是中国文化史上的旷世奇才,罕见的多面手.他以神奇的文笔、渊博的学识、睿智的思想、高尚的人格、丰富的经历、巨大的成就,在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在历代人民的心中树起了一座丰碑!毫无疑义,他的成就远非任何一个今人所能相比.借用林语堂评价的话说“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实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假道学的憎恨者,一位瑜珈术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心肠慈悲的法官,一个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一个月夜的漫步者,一个诗人,一个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

官场中人或者山野隐士更具有多样的才华,丰富的感情,幽默的语言,豁达的心境.

而陶渊明在当时只以隐士著称,他的文学创作没有得到高度的评价,这是因为他平淡自然的风格与当时崇尚的华丽文风不合.萧统是之一位发现陶渊明文学价值的人,既推崇其人格也推崇其文学.到了宋朝,特别是经过苏轼、朱熹的弘扬,以及汤汉对其作品的诠释,陶渊明才真正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这地位一直保持到今天,并获得了世界的声誉. 陶渊明又是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的魏晋风流的代表,是中国士大夫的一个精神归宿和精神家园,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以后,或厌倦了官场的时候,往往回归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可贵精神上来,从他身上寻找新的人生价值,并借以安慰自己.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莫不如此.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也就成了中国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垒,用以保护自己出处选择的自由.而平淡自然也就成了他们心目中高尚的艺术境地.

苏东坡与陶渊明归隐田园的缘由不同.苏东坡是在“乌台诗案”中大难不死的境况下,被逼无奈地来到贬谪地黄州的,不但过着躬耕自食、极其清苦的生活；而且随时都有可能被朝廷赐死,丢掉卿卿性命.好在苏轼是阔略旷达之人,作为一个有着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在黄州,他依然能苦中作乐,安贫乐贱,灾难舛途和艰难困苦消磨不了他心中坚定的人生信念.在黄州过田园生活,只表明他在政治上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在仕途上落魄失意之时,才寄情于山水间；他也并不仅仅满足于在“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的夜晚吹吹风,饮饮酒,写写诗的闲适日子,有朝一日,他还要去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而陶渊明与苏东坡更大不同的是,他是自愿辞官归隐.只要自己愿意,他随时都可以东山再起,吃腻那“五斗米”. 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但没有力量去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归隐后,陶渊明每天心甘情愿地忙于耕种、交游、饮酒,过着自给自足、悠然自得的生活.这种归隐生活,使他像一只长久被关在笼中的鸟儿,终于随心随性,复归自然了.毫无疑问,他归隐以后尽情享受着“娱情诗酒、崇尚自然、尽享天伦、体验农趣、抚摸伤痛,不忘忧思”的文人雅士之情趣.陶渊明的思想可以这样概括：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这可以在他自己所创造的诗境里找到依据.

比照苏东坡和陶渊明的一生,我们也可挖掘他们的许多相同之处.

两人的才学、为人和为官以及对待进退的态度,历来被中国的读书人视为典范.在才学方面,他们皆少年好学,知识渊博,诗、文都写得非常出色,是中国文学史上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文人大家.在为人方面,他们能在逆境中保持坚贞气节和独立人格,决不随波逐流；在为官方面,他们都能坚持为官一地,造福一方；在人生态度上,他们即使归隐田园,过着平淡的生活,也能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孟子所云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句话的内涵,在他们身上则能很好地体现出来.

苏东坡和陶渊明归隐田园的生活境遇和心愿相似.他们都亲自耕作,亲自修建草房,过着清苦的生活.但陶渊明的洒脱是苏东坡所向往的.可以说,陶渊明是寄托于山水,苏东坡则寄托于陶渊明,也就是两人都寄托于山水.苏东坡有《江城子》一词为证：“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余龄.”他还“隐括”陶渊明《归去来辞》成《哨遍》一词：“使家童歌之,时向从于东坡,释耒而歌之,扣牛角为之节,不亦乐乎?”.这些都表明,在精神上苏东坡有陶渊明抛去熙来攘往的污浊世界,纵浪大化,不期生灭的感悟.在黄州,苏东坡也的确过上了与陶渊明一样隐逸的生活,在短短两年零七个月时间里,苏东坡和陶诗多达四十七首,几乎把陶渊明的诗应和了一遍,“只渊明,是前身”,可见苏东坡对陶渊明的向往之情.而这种向往,其实就是苏东坡身处不幸的精神武器,他从陶渊明的身上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样式,生命的另一种乐趣.

苏东坡与陶渊明的人生境界相似.陶渊明的人生境界为苏东坡所景仰,因而,苏东坡到惠州后,能积极去履陶渊明的足迹,如“罗浮稚川界,梦往从之游.”“我欲作九原,独与渊明归.”“愧此稚川翁,千载与我俱.画我与渊明,可做三士图.”“携手葛与陶,归哉复归哉”等零星诗句,可管窥诗人胸臆之一斑.苏轼觉得自己可与葛洪、陶潜画为三士图,并作逍遥游,追求回归自然、质朴闲适、超然物外的田园生活,可见他决心以渊明为榜样了.在经历了冤狱生死之后,苏东坡“乐乎于田野乡间”,这是他灵魂的一个歇息.所以我们在苏轼身上,常常也能寻到陶渊明的影子.当然,从客观上讲,苏东坡的人生境界虽日臻脱俗,但比起陶渊明的境界来,终究略逊一筹.毕竟两人个性与追求大不相同.因为陶渊明隐而不仕出于自愿,东坡则出之无奈.难怪东坡“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苏东坡与陶渊明过着“躬耕自食”的生活时,他们的妻妾都能安贫乐贱,与他们甘苦与共.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其夫人翟氏,始终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归隐之初,他们“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维持生活,然后又利用“方宅十余亩”,盖起了“草屋八九间”,还在房后种植柳树、榆树,房前栽桃树、李树.即使在陶渊明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落入饥寒交迫的境地,夫人翟氏也一样不怨不悔地与他固穷守节.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时,手头拮据,入不敷出,时常都有断炊之忧,过得极其清苦生活,幸亏夫人王闰之与侍妾王朝云甘愿一直布衣荆钗,与他一起共同劳动,躬耕自食,并在农民的指点帮助下,共同修建五间茅房.在妻妾的得力辅助下,东坡在黄州度过了最艰难困苦的四年时间.夫人王闰之死后,贬谪惠州的苏东坡即使在 “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的凄凉晚景下,侍妾王朝云依然不弃不离,对他深情款款.

苏东坡与陶渊明的田园生活,还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这就是他们都能歌颂劳动,亲自参加生产劳动,尊重劳动人民,接近劳动人民,能和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并且感到有很大的乐趣.作为封建社会的文人官吏,能够做到早出晚归辛勤耕作,能够与劳动人民打成一团,这在当时社会士大夫鄙视劳动的情况下,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也是在中国文学史上极少见的,他们劳动的本身便具有进步意义,同时也使他们的田园诗具有劳动生活气息,不仅描写了诗人参加劳动的情况,还宣扬了依靠劳动而食的真理,这种观点确实是十分难得的.尤为难得的是,他们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是十分真挚的,苏东坡说自己“我是识字耕田夫”,陶渊明在诗中说：“且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位诗人与劳动人民的密切关系.

★陶渊明归隐后的生活和思想的演变过程

归隐后生活的演变过程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彭泽归田时，陶潜的家境尚好，“童仆欢迎”，“有酒盈樽”，度日还不难。“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所以他才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情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

陶渊明并不热衷仕途，他用自己的笔去赞美躬耕，描绘了一幅幅农村劳动生活的图画，使他的作品沾有“夕露”，散发出泥土的香味。从官场回归园林，诗人感受到了乡居的乐趣和躬耕的快乐。具体而形象地描写了这种快乐，说自己劳动收工后，沿着崎岖的羊肠小道下山，先在溪边“濯足”，然后回家“漉酒”，杀鸡，邀请邻人共进晚餐，用“荆薪”代替“明烛”，欢乐至“天旭”。有时，他站在庄稼地里看见禾苗长势良好，有丰收的希望，十分高兴。《怀古田舍》写了这种喜悦：“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当秋收的季节到来的时候，他更高兴了，“不言春作苦”，似乎忘记了往日耕耘的劳累，“束带候鸡鸣”，准备出发去秋收。

由于失去俸禄，再加上诗人本不善农耕，所以家境一年不如一年。诗人开始懂得躬耕有乐，亦有苦忧。陶渊明忧心庄稼，“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归园田居》其二）诗人像老农一样直接关心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忧虑天灾的突然袭击，可见诗人确实经历过天灾给他带来的苦头。另一方面，劳动又是如此艰辛，“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到南山豆地里锄草，晨出夜归，披星戴月，劳动地点那么远，劳动时间又那么长，其艰苦性可想而知。彭泽归隐之前，陶渊明也参加过农村劳动，那时还不怎么体会田家的辛苦，还“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怀古田舍》），而如今，他已不是“劝农人”，而是站出来为田家呼喊：“弗获辞此难！”躬耕固然苦，固然累，但比起黑暗的官场来说，又算得了什么？

渊明岁岁辛苦，悉心躬耕，生活却日渐贫寒，特别是在遭了火灾之后，损失巨大，“林室顿烧燔”，一家人以船为家。后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接连遭受风灾、水患、虫害，他已经到了“敝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的困境。

饥饿和寒冷折磨着诗人，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诗人的辛酸蕴含其中。“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他只希望用“菽麦”来果腹，对于“甘肥”之类想也不敢想了，“惄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没吃，没穿，日子苦熬着，时至年关岁暮，白白辛苦了一年，诗人心里有说不出的悲哀“岁月将欲暮，如何辛苦悲。”最后，贫病交加的渊明竟然沦落到上街乞讨的地步，“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靠“乞食”为生的陶潜，不再讴歌田园风光，只说自己的贫困，最终，一代田园大师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归隐后的思想演变过程

陶渊明熟读“六经”，但并不恪守“六经”。儒家主张“学而优则仕”，渊明并不十分热衷仕途，先仕后隐。在他归隐初年，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静：“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他在诗里一再描写隐居的快乐，表示隐居的决心，如“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九）；“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其四）；“群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其一）。这固然是他真实的感受，但也可以视为他坚定自己归隐的决心的一种方法，他渴望回避矛盾，力求超然物外而忘怀现实的痛苦。

归隐初年，生活尚可。陶渊明甘为农人，过着那种“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田园生活，并在无意间进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精神境界，一切融于自然，一切发端自然。他厌倦黑暗腐败的官场，在美好的田园生活中经营人生。他用他的笔描绘出“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的美好画面，从而反衬出官场的黑暗现实。

后来，随着生活的日渐贫困，诗人开始关注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他感到难以生存，甚至连说理的地方都没有，“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诗人已经接触到劳者不获，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对于不劳而获的剥削者，诗人在自己的作品里发出的怨气。另一方面，辛苦的躬耕也让诗人与田家朝同往，暮同归，更多地了解百姓疾苦，代表百姓声音。有些田园诗写自己的贫困和农村的凋敝，如《归园田居》（其四）：“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途。”通过这些诗可以隐约地看到，在战乱和灾害之中农村的面貌。而部分咏史诗借史实为媒介，表现作者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品格。

生活越来越贫困，饥寒纠缠着陶渊明，贫困考验着陶渊明。如何才能摆脱贫困？最便捷的方法是重返仕途，再食俸禄。好心的老农清晨叩门，劝他“纡辔”再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渊明去世前一年，贫病交加，江州刺史檀道济来探望，颂扬他“贤者”并劝他出仕，他却拒绝到：“潜也何敢望贤”，檀道济馈赠粱肉，渊明“麾而去之”（萧统《陶渊明传》）。一面拒收馈赠，一面又叩门“乞食”，他宁肯穷的要饭也不重返仕途，“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感士不遇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陶渊明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固穷守节的道德情操，在当时具有反抗意识，是他“有志不获聘”以后对黑暗现实的无声 *** 。昔日彭泽辞官的时候，他不为武斗米折腰；如今老死穷庐的时候，他不食“嗟来之食”，渊明有着不与统治集团合作的傲骨。

陶渊明所处的晋宋社会是一个动乱的社会，战争频繁，生灵涂炭，人民流离失所，“井灶无遗处，桑竹残朽株”（《归园田居》），社会风气败坏，而且极不公平，贫富差距悬殊。他在“念黄虞”、忆“羲农”中，否定眼下的黑暗社会；在歌颂荆轲、“三良”、“二疏”、精卫、刑天等历史人物和神话人物中，盼望现实社会中也可以出现这样的人物。同时也是在说自己：虽有昔日的壮志雄心，却没有偿愿的时机！诗人在隐居中仍然渴望强烈的、有所作为的人生。鲁迅先生指出，陶诗不但有“静穆”、“悠然”的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

到了晚年，贫病交加的陶渊明对现实社会观察得更深，同时也就更不满意和更加憎恨黑暗的现实。此时，在他的脑子里产生了一幅美好的社会理想，就是虚构的超越尘世的“桃源社会”。他用那支优美的笔写出了《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把美好的社会理想形象细致地展现出来。长期以来，苦难的人们追求美好的社会现实，终于在桃源中实现：与俗世隔绝，男耕女织，鸡鸣犬吠，其乐融融。但他又将这个社会架空于“避秦时乱”而隐居的先人之中，分明表现出他回归本源的愿望以及对现实的失望，理想之中还透出一丝哀愁。

至此，陶渊明的思想已基本形成，即以老庄哲学为核心，对儒、道两家取舍调和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自然”哲学。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种“自然”的社会。他常常把儒家虚构的淳朴无争的上古之世与道家宣扬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式结合成一体，作为理想世界来歌颂。如《劝农》诗说：“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时运》诗说：“黄唐莫逮，慨独在余。”同样的思想，又借助虚构，在《桃花源记》中加以形象的表现。在这种“自然”的社会中，人人自耕自食，真诚相处，无竞逐无欺诈，甚至无君无臣。而历史在陶渊明看来，是一个堕落的过程。由于人们的过度的物质欲望，引起无穷的竞争，产生了种种虚伪、矫饰、残忍的行为，使社会陷入黑暗。

然而上古之世，悠邈难求，世外桃源，也无处可寻。陶渊明只能把淳朴的乡村生活，作为他的社会理想的比较现实然而十分有限的寄托。他的大量田园诗中，既有纪实的成分，反映了他在家乡生活的情况，也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并不完全是写实的，而是按照某种理念要求对现实素材加以处理的结果。试看《劝农》诗中的一节：“熙熙令音，猗猗原陆。卉木繁荣，和风清穆。纷纷士女，趋时竞逐。桑妇宵兴，农夫野宿。”这里呈现出一幅和平的农作图，实际是把中国农村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特点加以美化的结果。《归园田居》组诗的之一首久享盛名，也有类似的特点：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中间写景的一节，“方宅”以下四句，以简淡的笔墨，勾画出自己居所的朴素美好；“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视线转向远处，使整个画面显出悠邈、虚淡、静穆、平和的韵味。作者正是以此作为污浊喧嚣的官场——所谓“樊笼”——的对立面，表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和人生观念。结末“复得返自然”的“自然”，既是指自然的环境，也指自然的生活。陶渊明之写田园生活，写体力劳动，实际都是在咏歌自己的理想，显示出理想获得实现的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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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极大的作家之一，他这所以能够打动无数后人，不只是因为其作品的“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艺术境界，更因为他真率、清高的人品，放旷、达观的精神风貌，以及他用一生的努力探索出的一条平民化、艺术化的隐逸之路。可以说，陶渊明是通过他的作品把自己这个“活生生”的人毫无遮拦地呈现于后人面前，而越是如此，越是让人觉出他的难以企及。

陶渊明的人品和精神风貌为后世所钦慕

陶渊明的人品和精神风貌在其诗文中得到了比较具体、全面的展现，而且在当时人及后人的传记、评论中也被勾勒得很清晰，所以在文化背景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我们仍能梳理出其中的脉络。

陶渊明的品格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真率，崇尚自然。萧统的《陶渊明传》即说：陶渊明“颖脱不群，任真自得”，充分肯定了他“真”的个性特点。苏轼也倍加推崇陶渊明这种真率性格：“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陶渊明身上的这种“真率”即是他的本然性格的延伸，又是客观环境促成其向“真我”返归的结果。政治斗争中的残酷无情，仕途生活的虚伪、欺诈，以及社会形态的拘限，必然造成人性的不同程度的扭曲。有着率真天性的陶渊明在认识到个体力量的无力的时候，只好转而观照自身的本我面貌，以求不被丑恶的现实异化。所谓“真我”应该是一个自然状态下的“我”，一个不矫揉造作的“我”。对于这种“真”陶渊明是颇为自我欣赏的，他总是自觉地去追寻这种真，保持这种真。他称颂上古人民的“抱朴含真”，要求自己做到“任真无所先”，“养真衡茅下”，他努力保存这个自然而然的真我。他曾说自己是“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他所崇尚的自然不只是那充溢着田园景色的自然环境，更是那种自然而然，不受礼法约束，不受世俗干扰的自由的心理境界。“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他，以“自然”为至美的理想，以“自然”化解人生的苦恼。“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只有归田躬耕，隐居遁世才可以逞其“自然”之志。

陶渊明不但用哲人的头脑去思索“自然”之旨，而且用平民化的方式把这种哲学思考发展为一种生活境界，一种生命境界。在《五柳先生传》中他自叙这种生活境界：“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惜去留。”《宋书·隐逸传》中也有相似的记载：“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不拘于礼法，而是以尽兴与否为立身行事的准则，凡事以随性适意为更佳存在状态，这就是陶渊明回归“真我”的生活化的体现。不仅饮酒如此，读书时也是“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创作诗文的目的也被简化到“自娱”、“颇示己志”这一私人层面上。恰好是这种创作上的“私人性”，却更进一步展现了陶渊明的“真率”性格。

他的隐逸诗中有初归田园时的真实的兴奋：“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鸟哢欢新节，泠风馀善”。有唯恐风霜骤至草木凋零的真实的忧虑：“靡靡秋已夕，凄凄风露交。蔓草不复荣，园木空自凋”。还有美酒酿成和享受天伦之乐时的真实的满足：“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在这一系列真实的情感表露的背后，是素面朝天的陶渊明与自然冥合为一的精神境界，这才是最让人钦羡，而又不易学到文化品格。李白在诗中一再说：“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何日到彭泽，狂歌五柳前”，表达对陶渊明的无限仰慕之情。我们从李白的嗜酒和醉后“长安市上酒家眠”的行径上也可以看到陶渊明那种真率性格的影响力。杜甫的“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应该说也是陶渊明真率性格的一种反应。

陶渊明的另一个令人仰慕的特点就是清高，不慕荣利，“不汲汲于富贵”。朱熹曾经真心地赞赏陶渊明道：“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各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淡，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所以高于晋宋人物”。真的淡泊名利，鄙弃官爵是中国的古今文人都难以达到的本我境界，陶渊明便是少数几个能与世俗决裂的“真隐”之一。他的“真隐”来自他真实的思想斗争，“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如果功名富贵的得来需要“违己，”需要“以心为形役”的话，那是他所不能忍受的。说他是“真隐”还来自于他骨子里的清高，陶渊明29岁时初次出仕，就曾因不堪吏职，而“少日自解归”。他在诗中追述这次出仕时的感受道：“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桃花源记，终于归田里”。13年后任彭泽令的他仍旧是这样一副“介然”的姿态，萧统《陶渊明传》记：“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吾岂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陶渊明放弃了仕途，放弃了治国平天下的宏图大志，并不意味他也放弃了对人生价值的探索。相反，正是由于他回归到自然本我状态，才使得他将美德与节操放到了宇宙变化之中去考察它的存在价值。于是他对美与善有了个人的评判标准，“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他所毕生追求的不是富贵荣华，不是功名利禄，而是“道”的胜利，是“节”的留存。

在归隐后的二十余年躬耕生活中，陶渊明息交绝游，“门虽设而常关。”其实，他的“门”只是对志不同者关闭，对为官者关闭。萧统《陶渊明传》中有记载：“江州刺史檀道济往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这分明是“廉者不受嗟来之食”般的清高与孤傲。而与此相反的是他对邻居乡亲等普通人的毫无芥蒂的交往，“即绝州郡觐谒，其乡亲张野及周旋人、羊松龄、庞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虽不识主人，亦欣然无忤，酣醉便反，未尝有所造诣，所之唯至田舍及庐山游观而已”。这种交往在他的诗歌中并不少见，“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时复墟里人，披草共来往，”“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在这平淡恬静的诗句中，我们分明可以感受到那种平等的、真挚的、平民化的人际氛围。陶渊明是以这种看似极端的方式画固守着那份“安贫乐道”的心灵净土，“好爵吾不萦，厚馈吾不酬。……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他高标着美德的理想，自绝于丑恶的政治景况之外，以一生的贫困生活，实践着自己与众不同的价值定位。无怪陶渊明死后，颜延之为其作诔时，谥曰：“靖节徵士”，并解释说：“宽乐令终”曰靖，“好廉克己”曰“节”。陶渊明正是其清高的灵魂感召着无数后人。

陶渊明的品格中第三个动人之处就是其放旷、洒脱的生命境界，他不但以其文字，也以其整个的人生态度展示着这种生命哲学，所以我们从他的人生中看到的是这种“乐天委分”的哲人的美。陶渊明爱酒，饮酒成了他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成了他的文学作品的一个崭新主题。《诗经》、《楚辞》中虽然有饮酒，但那是为了描写祭祀；汉魏时期的文人虽然也饮酒，但那是为了以酒消愁或为了避祸远害，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共实他是借酒慨叹生命的短暂，抒发内心的豪情壮志；阮籍大醉六十天，是为了躲避与司马氏联姻。而在陶渊明那里饮酒成了消解出与处的激烈矛盾，达到生命的自足无待于外的境界的更好办法。萧统在《陶渊明传》中记载：“郡将尝候之，值其酿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漉毕，还复著之。”又：当彭泽令时“公田悉令吏种秫，曰：'吾尝得醉于酒足矣’”。他以一种放诞无拘的方式流露出对这世间“尤物”的至爱。后来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后为始安郡，以过浔阳，“日造饮焉，每往，必酣饮致醉……延之去，留二万钱与渊明，渊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已是“弊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的陶渊明，竟将二万钱悉送酒家买酒，其物我两忘的心理情象、放旷的个性特征跃然眼前。这种超然物外的生命境界曾令无数后人心向往之。

陶渊明将其生命哲学集中地体现在《形影神》诗中，他将生命分为形、影、神三要素。“形”指物质生命及其情感欲望；“影”指生命行为所发生的社会影响；“神”指生命对自身存在本体的反思能力，通过这种反思使生命达到自足而又自觉的境界。而在陶渊明的心目中“神”才是生命的更高境界，它不是对生命价值的简单放弃，而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的旷达的人生态度。陶渊明以其任情顺意的生活方式体现着自身对生命观的思索。他任情顺意地辞官、任情顺意地饮酒，还任情顺意地弹琴。“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当然，我们从陶诗中就能证明陶渊明并非“不解音律”，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中说：“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和郭主薄》也有“卧起弄书琴”的诗句。可见，抚无弦琴，不是因为陶渊明不懂音律，而是因为琴弦折断却不复更续。他抚琴不为追逐优美的音乐，意在以琴寄意，寻求一种超然于物质世界之上的精神自由。陶渊明个性中的这种放旷、洒脱的特点，和他思想中的那种与汉魏文士一脉相承的宇宙意识是分不开的，和他自己对“自然”的独到理解也是分不开的。

陶渊明以其真率、清高、放旷的个性光彩打动着后世文人。人们在欣赏他的作品的同时，更是爱恋渗透在诗文中那份清高与达观的个人风采。说陶诗淡而不枯，也正是因为这些诗不是一个枯索乏味的幽居之士的手笔，而是源自于一个有真性情的志士，一个躬耕自资的贫士，一个亲切风趣的达士，一个看透人情世故的智士。陶渊明也因其人格魅力而成为文人们喜爱并效仿的偶像。

陶渊明的隐逸之路对后人的感召

陶渊明对后世的影响还在于他用自己全部生命实践探索出一条明智的隐逸之路，也可以说是为后人开辟了一片新的生存空间。

说他明智，是因为陶渊明在经历了五资助出仕与归隐的艰难的拔涉之后，才自觉地认定了“隐逸”这条更佳出路。陶渊明所处的时代，被后代称作“失落的一个世纪”，因为这期间纷争不断，作为主流思想的儒学传统被淹没在各种思潮之中，社会缺乏向心的综合力，陶渊明以63年的人生道路经历了3个朝代，10个皇帝，真可谓“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从历史演进的层面上说，隐逸之路使得陶渊明没有成为篡夺的助手，没有作推进战乱的动力。从个人价值的层面上说，隐逸之路不但使他保存了“质性自然”，不受礼法约束的天性，而且使他摆脱了残酷、黑暗的现实政治，为他提供了一个避祸远害、保全性命于乱世的空间。

其实，陶渊明心中的那种出与处的矛盾是任何朝代的文人都具有的，因为不论文化语境如何变化，但是有些矛盾却是无法消解的。比如现实社会秩序的强大和个体成员力量的渺小之间的矛盾；人的社会历史性与人的自足性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必然会导致文人在出与处之间的内心波动，而陶渊明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几经徘徊之后，最终能够毅然绝然地丢掉官职俸禄，远离官场，完全地回归于人的本然状态，去寻求别样的人生价值。在他的这次生命抉择中，儒、释、道各家的观念被揉合到了一处，唯我是用地从各个角度帮助他完成了对生命取向的思索。如果我们把陶渊明所探索的这条隐逸之路比作是一株树，那么这株树赖以生长的土壤就是先哲们所创造的文化财产。从这一点上看，陶渊明可以算作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了。无怪乎陈寅属先生评论说：“……就其旧义革新，'孤明先发’而论，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岂仅文学品节居今之之一流，为世所共知者而已哉！”

古来隐者逸士很多，像唐尧、殷周之世，就出现过巢父、许由、伯夷、叔齐那些不事王侯，鄙弃爵位的高尚人士，如《论语》、《庄子》等古书中也不乏记载。而南朝时宋的范晔是历史上之一位为隐士立传的史学家，他在《后汉书》中特别立了“逸民传”。此后，《宋书》的作者梁朝的沈约也单立了“隐逸传”，他们收集了大量的隐逸之士的言行。隐逸之道虽然早已有之，但是隐逸成风却是从秦汉开始的，尤其是秦末、王莽篡政和魏晋之时形成了文人隐居的高峰期。文人隐逸的原国大致可以概括为这样几点：一、在朝代交替、政局动荡之际，为避乱全身而隐。二、在统治者招隐之风盛行时，为做官而隐。三、在方士倍受尊崇时，为求得道长生而隐。四、在社会风气皆务玄虚之时，为附庸风雅标榜自然而隐。可见，无论是出于哪一种原因，隐逸只是作为一种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而存在的。对于陶渊明来说也是如此，只是他的隐居方式和目的与别的隐者逸士有很大不同。

陶渊明是自古以来绝少的一个坚决与世俗决裂，自觉地以回归人性本然状态为更高目标，躬耕田园，自食其力的“真隐”。他不以隐逸为封官拜爵的跳板，也不以得道升天为生命的终极目的。他的生活内容与“四体不勤”的文人雅士大不相同，如寄情山水的谢灵运于“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以致临海太守惊骇，“谓为山贼”。而陶渊明却过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老农生活，切身体味着参加劳动的艰辛和愉悦。他与亲友、邻居、农民平等而真诚的相处，同时还可以保有文人的兴趣爱好，享受着诗、酒、琴、书为他带来的愉悦和宁静。这是一条与“治人者食于人”的贵族化隐逸方式迥异的彻底的平民化的隐逸之路。陶渊明找到了一片远离纷乱的政治现实的平和、自由的新天地。在这里，他把自己的自然观转化为艺术化的人生追求，又把这种艺术化的人生追求融入平民化的生活细节之中，使得他的回归田园的生活充满诗意。与此相应，他们诗中的每一个事物，“草屋”、“柴门”、“远风”、“闲雨”、“青松”、“芳菊”……都是对他这种诗意人生的更好诠释。后人在接受他诗化的人生道路时，是怀着一种艳羡、向往的情绪的，因为这种理想中的普通山居生活模式是他们于现实中难以找到的。不是他们找不到这种具体的情境，而是难找陶渊明淡释生命情绪、调和生命矛盾的那种精神境界。总之，陶渊明是以其一生的探索与实践为后人指出了一条艺术化的隐逸之路。

在陶渊明艺术化的隐逸之路的感召下，唐宋时期出现了很多风流清高，追求隐逸生活的人物。新、旧《唐书·隐逸传》中知名的诗人有王绩、贺知章、张志和、陆龟蒙等。《宋史·隐逸传》分成上、中、下三卷，人数较唐代增多。这一时期未入《隐逸传》的人中，有很多在出仕之前或仕途失意之后有过隐居的经历。甚至有人还在当官时便于公退之暇或致仕以后过一把当隐士的瘾。这些人的生活实践为其诗歌创作提供了思想情感和题材的基础。如王绩，据辛文房《唐才子传》记载：他“性简傲，好饮酒，能尽五斗，自著《五斗先生传》。弹琴为诗著文，高情胜气独步当时。”他那“纵心以自适”的精神境界，热爱自然，耽琴嗜酒的生活方式，都与陶渊明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欧阳修自号醉翁，在《偶书》诗中表达了对“爱酒又爱闲”的陶渊明的钦慕说：“决计不宜晚，归耕颍尾田”，非常向往田园生活。王安石退居半山园后，过着“但无车马喧”，“稚子修柴门”陶渊明式的隐逸生活。陆游晚年在山阴“身杂老农间”，“扶蓑业耕桑”，他说：“千载无斯人，吾将谁与归”，可见他效法陶渊明是极其自觉的。我们从许多文人的人生道路、生活观念方面都可以看到陶渊明对后人的深刻影响。

陶渊明的田园隐逸诗对后人的影响

钟嵘在《诗品》中称陶渊明为“隐逸诗人之宗”，也就是说陶渊明是文学史上隐逸诗派的创始人，他以大量的反映田园风物、劳动生活及乡间情趣的作品，感召着后世作者，使他们在各自的创作实践中不断采纳田园题材，以质朴自然的笔锋写出了大量陶渊明式的田园诗。于是，在历代的诸多作家文集中我们都会或多或少地看到描写农村风光记载田园生活和企羡隐逸的诗篇。其中还有一些诗人特以擅写田园山水著称，研究者惯于称他们为田园诗人或田园诗派。

其实，陶渊明作为一个隐逸之士在当时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并不出名。与他同时最赞赏他的要数他的知交颜延之了。在颜延之写的《陶征士诔序》中说：陶渊明，“道不偶物，弃官从好。遂乃解体世纷，结志区外。定迹深栖，于是乎远。灌畦鬻蔬，为供鱼菽之祭，织绚纬萧，以充粮粒之费。心好异书，性乐酒德，简弃烦促，就成省旷。殆所谓国爵屏贵，家人忘贫者欤！”勾画出了他耿介的性格和贫穷的躬耕生活境况，这可以说是最直接，最可信的陶氏传记材料。

陶渊明本人在生前也曾把自己的诗“聊命故人书之”，但只是为了自己保存或赠予友人，看来也是适性随意的行为，并没有藏诸名山，传诸后世之意。可是从鲍照的集子里还是可以知道陶诗并非毫无影响。鲍照写有一首《学陶彭泽体》，他认定陶诗可以独成一体。此后的江淹也有“拟陶征君田居”一首，他也看到了陶诗的题材特点。他们或学习陶渊明的以酒寄意，或效仿陶诗的“种豆南山下”的审美具象，虽然都有矫饰之感，但是毕竟说明陶渊明的田园隐逸诗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不过，在当时对陶诗总的评价并不高，像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并没有提及陶渊明，钟嵘《诗品》中的评语，尽管切中陶诗的精髓：“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典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可是他也并不看好隐渊明，只把他归入“中品”。另有《世说新语》一书，从内容上看，它专门采集前代遗闻轶事，共涉及人物五、六百名，且在下卷单立有“栖逸”一类。阮籍、嵇康、范宣等十数人都被列入其中，却没有陶渊明。从时代来看，书中所载之事上起西汉，下迄宋初，所记的人物最晚到“言语篇”中的谢灵运，“文学篇”、“识鉴篇”中的傅亮，其辈份都在陶渊明之后。号称“广纳博采”的编者刘义庆（403—444）与陶渊明同时却偏不载陶渊明，足见陶氏在当时名气之小，影响范围之窄了。

真正重视陶渊明的是与他相距百年的梁昭明太子萧统（501—531）。他在辑录陶渊明作品、介绍陶渊明其人两方面都有重要功绩。萧统极力推介陶氏“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的人格魅力。自称酷爱陶诗以至“不能释手”，于是收集整理陶渊明诗文结成《陶渊明集》八卷，被人称道为“编录有体，次第可寻。”虽然此书今已不传，却是陶诗最早的本子。他写的《陶渊明传》却保存至今，尽管其中不乏佚闻传说，但是对陶渊明“任真自得”的本然性情的细致描摹却成为后来修史者为陶征士立传的原始资讯。象梁沈约撰《宋书·隐逸传》中的“陶逸传”就是以萧统所写的传记为依据，再加入陶渊明的作品本文而成的。

总的来看，陶渊明其文、其人在整个东晋和南朝时期名气不高，影响不大。这是为什么呢？沈约在《宋书·隐逸传》中把隐和逸作了一个界定，认为“隐之为言，迹不外见，道不可知之谓也。”这才是“避世避言”的大贤。这种“大贤”“举世莫窥，万物不睹，”是不为世人所知的。以此为标准划分，那么在沈约眼中连洗耳颍滨的许由都不属于这个范畴，因为他终究还是将其“出俗之志”展露于众人面前。而那些“止于全身远害，非必穴处岩栖”的人则均被纳入“凡品”，是“逸而非隐。”所以他在《隐逸传》中只好以科学而公允的态度“虚置贤隐之位”，只记载了显于世的逸者。以这种界定方法我们也许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陶渊明在当时不为世人所知，正说明他是“逸者”中的上品，已经很接近于“贤隐”了。他的不为人知，恰恰是他淡释名利返归“自然”的体现。“不慕荣利”的陶渊明亦以一颗平常心看待“隐逸生活”本身，这才是隐逸的至高境界。

陶渊明在晋宁时期影响不大与当时社会的畸形的文化语境也是分不开的。整个时代的审美价值取向处于一种极度偏颇的状态中难以自拔，前有流得百年的玄言诗以“发言玄远”为上，后有谢灵运的山水诗以“富艳精工”见长。陶渊明诗歌真实、淳朴、自然天成的风格因偏出于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审美习惯而被忽视，也是势所必然的。至于后来，他的名气日渐胀大，那是客观的社会景况和文化语境的变化使然，而并非陶渊明本人的主观意愿。

陶渊明之名气始高，影响始大，那是唐宋时期的事。唐宋二代的文人，受到陶渊明影响的，在前面讲到的一些人之外，还有孟浩然、王维、白居易，苏轼、辛弃疾等几位著名作家，他们对于隐逸之士陶渊明的个性人品也倍加尊崇，对于那种遁世隐居的诗化的人生之路的向往，和对陶诗冲淡自然的文学风格的喜爱，在宣传陶渊明其人其诗方面更起了重要作用。

孟浩然的“红颜弃轩冕”的生命志向曾经受到李白的倾慕，《孟浩然集序》的作者王士源也赞扬过孟浩然的“灌蔬艺竹，以全高尚”。其实，孟浩然也像陶渊明一样在出仕与归隐的问题上经历过一段多变、曲折的精神激战。他在《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耆旧》诗中说：“尝读《高士传》，最喜陶征君。目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予复何为者，恓恓徒问津。中年废丘壑，上国旅风尘。忠欲事明主，孝思侍老亲。归来当炎夏，耕稼不及春。扇枕北窗下，采芝南涧滨。因声谢同列，吾慕颍阳真。”这是一篇自传式的文字，他坦率地展露出自己内心的矛盾，正是这种与陶渊明相契合的情感冲突，使孟浩然对陶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于是在他的诗中，我们随处可见到陶先生的影子。他自述，“少年弄文墨，属意在章句”，“诗礼袭遗训，趋庭沾末躬”，虽然曾有过“冲天羡鸿鹄”之志，但是在目睹了世事的艰辛，仕途的坎坷之后，才痛苦地悟到“仕途皆自媚，流俗寡相知。”的现实生存状况。他于是决心归隐园林，找回人的本我状态。学习陶诗中那种寓个人的生命思考于具体的生活情境之中的方式。在《过故人庄》中写道：“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并且声称自己也是过着“甘脆朝不足，箪瓢夕屡空”的贫困生活。从孟浩然在诗中所营造的“话桑麻”、“赏菊花”、“饮酒”、“弹琴”、“作诗”的这一系列生活情境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体察到陶渊明对他在人生道路、个性修养以及诗作风格等方面的全方位的感召。

唐人的隐逸概括起来看有三种情况：（一）以隐求仕，为达到出仕的目的而隐居。即所谓“终南捷径”。（二）以隐避世。因仕途失意为躲避政治风险而归隐。（三）不慕荣利，“性本爱丘山”为保有人的本然生存状态而归隐。当然第三种的没有情感冲撞的真隐在唐宋时代还是为数不多的，因为那毕竟是封建的社会机制如日中天的极盛时期，人性中的社会价值关怀意向在现实中得以膨胀，文人的成就功名事业之心也在不断的强化，所以很少有人想要真的遗世独立。但是，把陶渊明式的隐逸作为一种盛世生活的调味剂的人倒是存在的，比如王维。王维自早年即羡慕隐逸这种生存方式，也曾经隐居于山林，在《偶然作》中对“陶渊任天真”的个性特征、饮酒、赏菊的雅好、躬耕自资的生活景状也不乏赞美、艳羡之情。在《桃源行》中对陶渊明所营造的桃花源那种诗化的原始生存环境也充满向往之意。象这种包含隐逸内容的诗歌在王维的作品中也是常有的，尽管由于他的个人经历使得他对陶渊明的理解只是流于形式，但是我们仍可以从其诗歌创作中看到“王维化”了的陶渊明的影响。安史之乱对于唐王朝来说无疑是个由盛至衰的转折点，它对于王维来说也成了一个人生的分界线。王维虽然身陷贼中，但却因为服药装哑，又作有《凝碧池》诗，再加上其弟王缙的搭救，最终不但没有被治罪，反官职渐升。此时的王维已经抛弃了原有的对隐逸生活的向往，转而开始用禅宗思想为其亦仕亦隐的朝隐生活状态作辩解，而恰恰是这种生活状态和禅宗思想为后来的白居易拓宽了生存空间。

白居易于太和三年（829）春，因病免官，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从此一直到会昌六年（846）去世，18年始终在洛阳过着闲适的退隐生活。而在此之前白居易早有对遁世隐居生活的企羡。元和三年（808）他受左拾遗，生性执着认真的白居易因“有阙必规，有违必谏”而使宪宗大为不满。此间他又以《新乐府》和《秦中吟》作为谏疏的补充，从而又触犯了当朝权贵，于是被改授京兆府户曹参军。年已40的白居易因丁母忧而退居下邽，这期间他模仿陶渊明体写了《适意二首》、《东园玩菊》、《效陶潜体诗十六首》等作品。在《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序》中他写道：

余退居渭上，杜门不出，时属多雨，天以自娱。会家酝新熟，雨中独饮，往往酣醉，终日不醒，懒放之心，弥觉自得，故得于此而有以忘于彼者。因咏陶渊明诗，适与意会，遂效其体成十六篇。

在历经了仕途的磨难，看厌了官场的倾轧之后，白居易同样面对着这样的一对矛盾：整个社会秩序的无比强大和个体推动力量的弱小。人生的悲苦与荒唐被突现出来，如何摆脱现实的痛苦处境呢？得意自适，于是白居易逐渐找到了陶渊明式的感觉。如果说此时的白居易还只是从生活形式上模仿陶渊明的话，那么在元和十年从太子左赞善大夫的职位上被贬为江州司马的白导易，则真正的从精神层次上拦近了和陶渊明的距离。在这期间，他得以居浔阳、登庐山、寻访陶渊明的故里，把自己置于特定的情境之中去凭吊陶征士其文、其人。在《题浔阳楼》诗的开头一句便说：“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访陶公旧宅》诗序中说：“予夙慕陶渊明为人，往岁渭上闲居，尝有效陶体诗十六首。今游庐山，经柴桑，过栗里，思其人，访其宅，不能默默，又题此诗云。”诗中他盛赞陶渊明“肠中食不充，身上衣不完，连征竟不起，斯可谓真贤。”真诚地表达了对其“遗荣利，老死在丘园”的高风亮节的钦佩之情。开成三年（838）他又写了《醉吟先生传》“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乡里官爵。”“性嗜酒，耽琴淫诗。”文中所描写的宅第、园林以及乐天知命的价值观念、闲适洒脱的生活状态，都可以明显地看出陶渊明的影子。至于白居易诗歌在语言方面那自然浅畅的特色，就更是得益于陶渊明诗的体格了。

当然，白居易最终并没有真正地学到陶渊明的精髓。因为他虽然谙尽宦途滋味，但却始终有官职，并以刑部尚书致仕，身份仍不低。而且他从未真正地缺衣少食，完全可以安然地参禅学道，不会有陶渊明“带月荷锄归”的辛勤劳作的经历和缺衣乏食的体验，所以更不会有陶渊明对“自然”的深刻领悟，难怪白居易读陶诗只感到“篇篇劝我饮”了！

在北宋，宋庠据“江东旧本”重新刊定的《陶潜集》十卷是陶集的最早刊本。到南宋行世的刊本渐多，并且出现了汤汉的《陶靖节先生诗注》四卷，陶诗的影响逐渐扩大由此可见一斑。我们需要看到的是陶渊明的名声日大是同时代的发展、文人命运的变迁紧密相关的。在唐代，政治明达，文人的处境也相对比较宽松。象王维，虽然有陷贼的污点却没有受到惩罚；白居易虽然惹恼过皇帝、得罪了贵权，却仍可以当刺史，做尚书。而到了宋代政治景况远不如前代，先有新党旧党之争，后有主和主战之争，这种残酷的政治斗争几经起伏，时间跨度大，牵涉于其中的人也很多，从而带给素来秉有价值关怀意向的文人们以强烈的仕途生活的震荡和严重的心理创伤。正是在现实政治的嘲讽下，在个体生存的苦闷和无奈中，宋代的文人们象发现了救命稻草一样发现了这位异代知音陶渊明。陶渊明的摈弃名利，忘怀得失，以酒销愁，寄情山水，醉心琴书，都对他们是一种提示，使得他们找到了情感的寄托物、心灵的避难所。北宋的苏轼如此，南宋的辛弃疾也是如此。

苏轼早年胸怀以仁政治国的大志，自称“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充溢着少年豪气。但一入官场之后，才醒悟到事与愿讳。他因为直言敢谏而接连获罪，一贬再贬。尤其是元丰二年（1097）发生的乌台诗案，当权者以文字狱的形式打碎了苏轼的济世梦想，从此苏轼的那颗“致君尧舜”的救世之心逐渐冷却下来。他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以受监管的罪人身份“扶病入西州”。为避免株连别人而闭门谢客，为避免再因文字获罪而缄口少言，借酒浇愁。历经仕途起伏跌荡的苏轼更加理解和喜爱陶渊明其人、其诗了。

其实苏轼在被贬黄州之前，即有隐逸之想，他曾与苏辙“相约早退，共为闲居之乐。”并且早已经对陶渊明的作品熟知于心了。在诗中也常常提到陶渊明的名字或用其诗文之意。他钦佩陶渊明自然真率的生存状态：“君不见抛官彭泽令，琴无弦，巾有酒，醉欲眠时遣客休”。他仰慕陶渊明不慕名利，守拙归田的价值取向，常常标榜陶渊明，表达对归隐生活的渴望，“田园处处好，渊明胡不归”，”“陶令思归久未成”，“且待渊明赋归来，共将诗酒趁流年”，正是与对陶渊明的倾心赞叹的同时，苏轼也在进行着自己的生命价值的思索。贬到黄州后，他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情境为他提供了更多的以渊明自比的条件和可能。苏轼在黄州的生活条件极差，他只好地城东开垦了十亩废地，名曰东坡，亲自下地耕作。艰辛的劳作使得陶诗对他具有了更大的亲和力，于是他便开始从精神境界和艺术境界上更自觉的学陶了。他既学陶的鄙弃荣利、潇洒瓷肆，又学陶的躬耕自资、酷爱自然，还学陶的以琴书及酒销愁自娱，更学陶诗冲淡自然的独特风格。苏轼的和陶诗便是他仰慕、学习陶渊明的最突出的成果。苏轼一生写了两千七百多首诗，其中和陶诗多达一百二十余首，占其全部作品的百分之五，这些诗大部分写在贬谪惠州、儋州时期。已至暮年的苏轼自述对陶诗的这份特殊偏好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陶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好其为人，实有感焉。……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可见，苏轼所着力承袭的不仅是陶诗的内容和艺术风貌，更是陶渊明的人品性格，陶渊明对他的影响渗透在各个层面之中。而苏轼的蒙冤乌台，远谪海南的宦海遭遇又为他学习陶渊明提供了现实的生活根基。可以说，苏轼在与陶诗的心灵对话中准确地把握了陶渊明的精神实质。他曾评论陶渊明的个性品格说：“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他能把陶渊明的真率自然的本我状态从一种生活的境界上升为一种生命境界去认识，这种对陶的生命精髓的体悟是高于前人的。难怪黄庭坚会赞叹苏东坡道：“……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苏轼与异世之“真隐”陶渊明真可以称得上是“神遇”了。

苏轼的和陶诗并非低层次的和韵之作，也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模拟，而是借和陶自遣自托，正如王文诰所说：“公之和陶，但以陶自托耳，……盖未尝规规于学陶也”。所以苏轼的和陶有一个“苏化”的过程，他是在借陶寄意的基础上，又注入了苏轼自己的个性成分。苏轼也曾经充满愧意地感叹到“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也”，“每用愧渊明，尚取禾三百”，自己虽然对于陶渊明的隐逸之路向往已久，但是却终究跳不出从仕的怪圈，甩不掉乌纱帽。在他的话语之中充满自责，其实，苏轼的不能充官归隐并不是因为他有不肯抛掉的伦理价值生命观，而是因为在乌台诗案之后他只有服从调遣听任摆布的份儿，而根本没有权力自作主张。与“何不委心任去留”的陶渊明相比，苏轼的处境显然要悲苦得多。在自道“深愧渊明”的同时，他又何尝不是在发泄那一肚子不合时宜的牢骚和积愤呢！因而我在读苏轼的和陶诗时，总一边感叹其“真朴似陶”，“神似陶公”；一边给予这位旷世文豪的无比的同情。

辛弃疾以降臣之后，起义领袖和主战派的三重身份处身于腐败软弱的南宋朝廷之中。朝廷对他“呼之即来，麾之即去”，并没有应有的价值肯定。他不断地被主和派排挤陷害，壮志难酬的辛弃疾不能无视生灵涂炭的现实，所以满腔怨愤便难以平舒。在这样的生存处境下，他同样把目光锁定在早他七个世纪的陶渊明身上，他向往那条平和、闲适的隐逸之路，更向往那清高任真的生命境界。辛弃疾存词626首，其中吟咏陶渊明和引用陶诗陶文的有六十余首，几乎占去辛词的百分之十。在辛弃疾现存的百余首诗歌中，涉及陶渊明的也接近十首。仅从这些数字上我们便可以体察到辛弃疾对陶渊明的这份浓得化不开的倾慕之情了。

辛弃疾倾心于陶渊时并没有“临时抱佛脚”之嫌，因为在任职期间他便有咏陶的作品。如《鹧鸪·重九席上作》：“戏马台前秋雁飞，管弦歌舞更旌旗。要知黄菊清高处，不入当年二谢诗。倾白酒，绕东篱，只于陶令有心期。明朝九日浑潇洒，莫使尊前欠一枝”。词中写到的戏马台，在彭城西南，可见这首词不是两湖时所作。又说到“管弦歌舞更旌旗”，只有在职才能树旌旗，显然也不是退居带湖、瓢泉时所作，那么很可能作于任职临安时。可见，辛弃疾对陶渊明的钦佩为时相当早。淳熙八年（1181）任江西安抚使后，他更把这种内心的感受转化为在上饶营建田园的具体行动。并自道“穆先生、陶县令，是吾师”，他效仿陶渊明的行动，欣赏陶渊明的生活状态，但是这时的他只是把陶渊明式的生活作为一种暂时的精神自遁的方式。直到淳熙八年的冬天，由于王蔺的弹核，辛弃疾被罢官，得以回到带湖。宦途的坎坷和田园的风景使得他真正地从心灵上与陶渊明靠得更近了，他甚至进接把陶渊明的生活内容拉入自己的视觉场景中：他的山居名为“稼轩”，在田边建“植杖”亭，在山间建“停云”堂，并说：“便此地，结吾庐，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真的过起了陶渊明式的生活。

辛弃疾从42岁到78岁去世前的30多年间，除中间有两年多的时间曾出任福建安抚使外，其余便都是在带湖、瓢泉赋闲家居。于躬耕、纵酒、赏菊、赋诗、游赏山水、与田父共话桑麻等等平凡的生活场景中，全面而真切地实践着陶渊明式的生活历程。当然，就像“一千个人眼中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在辛弃疾心目中的陶渊明决不同于苏轼心中那一个。辛弃疾在词汇中把陶渊明刻划成了一个壮士的形象，陶渊明“少时壮且厉”、“猛志逸四海”的一面被辛弃疾倍加珍视。在一首《水龙吟》中写道：

老来曾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觉来幽恨，停觞不御，欲歌还止。白发西风，折腰五斗，不应堪此。问北窗高卧，东篱自醉，应别有，归来意。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吾侪心事，古今长在，高同流水，富贵他年，直饶未免，也应无味。甚东山何事，当时也道为苍生起。

辛弃疾认为陶渊明不是为归隐而归隐，为纵酒而纵酒，乃是别有用意，即为了摆脱现世的丑恶，保持人格的高洁而绝然弃官归田的。所以，辛弃疾极力赞叹陶渊明身上的这种“凛然生气”，而且说他精神不死，这种精神将与山水共存，与日月齐光。他还在《鹧鸪天》中说过“万事纷纷一笑中，渊明把酒对东风，”在《乳燕飞》中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在辛弃疾看来陶渊明不但旷达、潇洒，浑身正气，还具有治国安邦的盖世才能。而在我们看来这似乎已经异化成了一个新的审美形象——“辛化”的陶渊明。

辛弃疾在诗歌创作上也深受陶渊明的影响，对其诗歌的喜爱甚至到了“读陶渊明诗不能去手”的程度，于是乃“细和陶诗”。不但隐括渊明《停云》诗写过《声声慢》，还隐括《归去来辞》写成《哨遍》，他总不忘把陶诗的题材移植到自己的词作中。可以说，正是因为受陶渊明田园诗的启发，辛弃疾才成为词史上之一个着力描写田园风光的大作家。在对陶诗的审美价值的领悟上，辛弃疾也是独树一帜的：“千载后，百篇存，更无一字不 *** 。若教王谢诸郎在，未抵柴桑陌上尘。”他准确地把握住了陶诗清新淡雅，情真意切的美学特质，并力图将这种特点融入自己的创作中。

在南宋偏安的局势下，除辛弃疾外，还有范成大、陆游等一批有志不能获逞的仁人志士，也曾与陶渊明产生过精神上的泯合，在各自的心灵撞击中创作出了一些比较出色的田园诗。

从陶渊明的隐逸道路和隐逸诗对上述几位大作家的影响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共同点：首先，后世的文人往往是在宦途受挫，自我价值难于实现的情况下，想起陶渊明的。这多少有些实用主义的成分，但是却很可以理解。个体的心理期待在受到现世的嘲弄时，必然要找一个让他医治创伤的落脚点，这个落脚点一定不能太虚无飘渺，令人可望而不可及。陶渊明的隐逸之路恰好符合这个要求，他给人提供了最真实可行的逃避乱世、洁身自好、保全自我的可能。于是，文人们纷纷在落难时，在徘徊时去追索陶渊明的遁世隐居的脚步，即便这种追索只是精神上的接近，也足以使他们依靠这种暂时的精神逃逸换来少许心灵的自由。其次，后世文人在学习陶渊明诗文的时候，具有明显的指涉目的，尽管他们所处的文化语境各不相同，但是人陶诗中领悟到的却是相似的对各自的生存环境的否定，于是在继承陶诗淡而不枯的艺术风格之外，连同这种否定现世的心态也一并继承下来，融入各自的诗词创作之中，用一种看似平和的形式表达的却是怨愤之情。

看起来，在后世人眼中，陶渊明已经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命境界的象征，陶诗也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好诗，而是对这种隐逸的生活方式和真率自然的生命境界的更好诠释。

总之，唐宋二代是陶渊明的影响为度最强大的时期，以王、孟为首的山水田园诗派的形成，便是受到陶渊明其人其诗感召的结果。中晚唐白居易、元稹、韦应物、张籍、王建、柳宗元和皮日休等人的诗歌，有的表达个人对田园隐逸生活的向往，同时还有许多反映农民不幸遭遇的作品，也应当说是受陶渊明的启示，在特定形势下对田园诗的发展。到了宋代前的林逋、梅尧臣、王安石、苏轼，后有范成大、杨万里、陆游、辛弃疾等人的作品已不单是表达个人的田园隐逸生活的感受，而往往是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多角度地描绘农民的悲惨处境。应当说他们所以关注田家生活，选取农村题材，也同样是受到陶渊明的影响。至于元代以后田园隐逸诗的创作情况，以及小说、戏曲中有关陶渊明的题材也是常有的，那就是另一个颇值得研究的课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