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背后的耻辱：为什么作家选择不说话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走进了祖母的房间，里面的家具几乎没有变化。 我站在她的书房里，心情复杂。 我的祖母在这里住了 25 年。 6个月前，她不慎倒在壁炉旁，头部严重受伤。 她很快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祖母死后，她的房间一尘不染，就连壁炉缝隙里干涸的血迹也被仔细擦拭干净。 我安静地坐在椅子上，看着周围的一切。

很长一段时间，沉默的状态让我着迷。 13岁那年，外婆搬进了家，她的出现让整个家庭的气氛变得非常微妙。 那是一个充满动荡和不安的时代，也是那个时候我失去了语言交流的能力。 更准确地说，我可以回答简单直接的问题，参加学校的戏剧排练。 一年来，我完全失去了与人交流的能力和欲望。 在学校里，我扮演着一个近乎隐形人的角色，徘徊在言语社交的边缘，不再讲笑话，不再提问。

当我的祖母搬进我们家时，我们的隐私、空间和时间都被侵蚀了，我们再也无法进行我们想要的对话。 坐在外婆略显空旷的房间里，曾经埋藏在心底的秘密似乎再也没有了掩饰的必要，于是低声说：“我要结婚了。”

我的祖母对我的婚姻一无所知，临终时，我的父母还在她的病床边欣赏着我的订婚戒指。 我想和她分享我订婚的消息，但我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告诉她：我要和一个女人结婚了。 我当时心里想，即使我奶奶能理解，她对同性婚姻的恐惧也未必那么容易消散。 出来这些年，外婆对我女朋友很温柔，但她对我们的亲密关系还是有一种可怕的恐惧，所以有些话一直没法说。 但在内心深处，我并不怪她，毕竟我在 30 多岁时才公开自己的性取向。 那时，我觉得“女同性恋”这样的词很难说，“堤”和“双性恋”听起来像一种病，所以每当有人问起时，我只是淡淡地说，“是的，我喜欢女人。” 我天真地以为，也许这样可以解除我强烈的羞愧和疑虑。

我去了祖母的房间，在她的书架上漫无目的地闲逛，寻找结婚誓言的灵感。 我翻阅了鲁珀特布鲁克的旧书和一些 20 世纪的爱情诗歌选集，但似乎没有一本是完全正确的。 就在我不知所措时，一本熟悉的作品映入眼帘，那是乔治·奥本的诗集。 作为美洲原住民诗人，奥本在家乡鲜为人知，但他非但不以为意，还常常以此为荣。 在他看来，语言只有剥离一切背景，才能无限贴近世界。 但与此同时，他的输出却少得令人难以置信，仿佛语言是他的障碍之源。 奥本的诗散落在书页上，就像在无尽的白色窗帘上跳跃的点。

我坐下来读他，很快一首短诗引起了我的注意，描绘了奥本的妻子玛丽。

这就是我，

不是我的醒来

现在

太阳倾盆而下，也许

洒在空中

是爱，

和信仰。

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乐观和希望。 只想牵着爱人的手，告诉她，我们不要占有，只想珍惜。 “是我，不是我的。” 这就是我想说的。

那天在祖母的书房里重新点燃了我的诗意浪漫，但当我在上班的路上重读奥本的诗时，我发现他的作品深处有一丝沉寂。 1934 年至 1962 年间，奥本没有发表任何诗歌，也停止写信，几十年后才恢复写作。 在这漫长的沉寂中，他的生活飞速向前发展。 先是加入 *** ，上前线反抗希特勒在二战期间的暴行。 他举家逃往墨西哥，与妻女流亡墨西哥近十年，直到1958年才得以返回故乡。 尽管如此，他还是拒绝写作，至少在那个时候，他什么也没留下。 在晚年的诗歌和书信中，奥本真正开始回顾自己漂泊的前半生，试图通过记忆的筛选和过滤来理解自己的人生。

28 年来，乔治·奥本 ( ) 停止写作

我无法理解奥本的沉默，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位曾被庞德称为“文学工匠”并给予高度评价的诗人，会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完全停止写作，却在1968年重拾笔墨，并赢得了胜利。一举获得普利策奖。 如果我能解开这个谜团，或许就能明白当年我为什么选择了同样的道路。

那些无声的岁月，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 当我一个人坐在外婆的书房里时，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一脸忧郁的坐在去上学的车里，一言不发。 那是一所女子寄宿高中，作为一名新生，我从一开始就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 入学前两周，寄宿生不准与家人联系，许多人开始给父母写信，每天早上红着眼睛去教堂做例行祈祷。 只有在那之后，我们每周才有 10 分钟的时间使用走廊里的公用公用 *** 。

我每天晚上都会偷偷溜出学校，虽然有时我会感到内疚，但我无法停止。 到了早餐时间，我躲在更衣室里伺机溜回班级队列。 总是堆放着很多箱子和饭盒，空气中弥漫着汗味和亚麻籽油的味道，所以没有人会停在那里，拿起课本或曲棍球棒就走。

“哦，嗨，”他们有时会和我打招呼，“我刚才没看到你在这里。”

“啊，没事，我正要出去呢。” 我总是带着一点心虚地回答。

就在那个时候，我对语言的兴趣减退了，我终于发现自己处于无话可说的境地。 事实上，我从来不想停止说话我本沉默，但沉默很快就成了一种习惯，让我感到难以置信的安全和放松。 与此同时，我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欺负，只是被忽视了。

不久，父亲以重组的名义被公司辞退。 每个人都保守着这个秘密，于是沉默悄悄地在家族中蔓延开来。 在学校，女孩们无忧无虑，去滑雪或购物，没有人需要靠借钱和祈祷生活。 “血浓于水，”一天早餐后妈妈对我们说，“没有人需要知道你父亲发生了什么事。”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找不到合适的时间和语言向家人表达我的烦恼。 在他们的悲伤面前，我的困惑显得微不足道。 在学校里，我总是小心翼翼地不谈论自己的家庭困境。 不知不觉中，我开始一步步远离这个世界，不再向任何人诉说自己的情绪。

奥本也在危机时刻停止了写作，因为他无法对大萧条带来的贫困和苦难视而不见。 在那之前，奥本一直在法国旅行，与他的新婚妻子共同创办了一家出版社，并靠继承父亲的遗产为生。 但当他回到美国后，却发现排队领取施舍的人络绎不绝，1500万个家庭在温饱上挣扎。 到 1934 年，甚至有 2000 万人即将面临失业。 面对残酷的现实，曾经衣食无忧的青年诗人不知所措。 无数家庭都在为生存而挣扎。 他怎能安心伏案写诗？

乔治奥本诗选

对于奥本来说，这些都是真正的道德问题。 在他的一篇题为诗歌“心灵的归宿”的文章中，Orpen 回忆起剧作家 的话，他认为有时“写树几乎是一种犯罪”。 就奥本而言，他认为存在“艺术无法妥善解决”的情况，诗歌在饥饿面前几乎毫无用处。 于是，他和妻子玛丽开始步入政坛，希望“制造混乱，让百姓不再挨饿”。

在这样的时代，选择沉默是需要勇气的。 奥本解释说，他这样做是为了防止他的演讲成为党的宣传机器。 与此同时，他的沉默中隐藏着更深的东西：羞愧。 出身于富裕犹太家庭的奥本曾对记者说，他“家里有好几位百万富翁”。 在我看来，他在大萧条时期不愿写作的部分原因在于他对继承了一百万美元的“羞辱”。 奥本在 1930 年代富裕的童年与他作为共产主义拥护者的身份不符，因此他不得不退缩，这是他生活中不言而喻的一部分。 正如玛丽后来在采访中承认的那样，他们的财富是“充满罪恶的秘密”，这让这对夫妇有时可以规避风险，因为在那样一个混乱的社会里，金钱就是一切。

在某种程度上，我的沉默是相似的。 很长一段时间，正是出于这种深深的耻辱感，我对自己的性取向保密。 或许只有在婚姻中，只有勇敢地站起来，向世界宣告：这才是真正的我，才能真正与过去和解。

婚礼结束后，我不记得我在仪式上说了什么。 我和闺蜜选择了婚姻登记处准备的誓言，这是一张精美的浮雕卡片，很多情侣都流传了下来。 我们需要的是真诚美好的仪式，而不是虚假的承诺。 那些誓言很简单，口头说就好，懒得记下来。 对我来说，难忘的时刻根本不需要言语。 当登记员示意我们握住彼此的手时，我想起了我们的第二次约会，当我们之一次触碰彼此，之一次感觉到指尖的悸动，就在那一瞬间，我坚信我们之间产生了不同的火花。 对我来说，这些场景的回忆和情景，即使被讲述千百遍，也值得讲述。

我唯一记得的婚礼当天的誓言是奥本的话。 从沉默中走出来的奥本，有着属于自己的坚持。 他认为诗歌应该传达真情，世界需要诗歌，诗歌有责任记录和见证世界。 对我们读者来说，奥本的诗歌不仅是歌颂爱情和忠诚的誓言，更是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期盼。

哈里特·肖克罗斯 ( ) 是一名记者、作家和电影制作人，她的最新著作《无言以对：我们不能说的话》（The We Say）即将出版。

（译：杨亚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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